【摘 要】西方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T·阿多諾曾對文化工業進行批判，認為藝術的商品化是對藝術特性的摧殘扼殺。近年來以選秀為特質的電視娛樂活動悄然興起，這項起于歐美的活動如今在中國也產生了巨大的效應，超女、快男已成為街頭巷議的話題，江西衛視應運而生的“紅歌會”以紅色文化為題材，進行了新的內容的產業創新，在經濟和文化上均取得新的歷史效果，文章正是立足于歷史與當下的對接，在對紅歌會的關照下，思考陜北民歌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 藝術商品化 紅歌會 陜北民歌

20世紀西方馬克思著名學者T·阿多諾曾用他的“否定辯證法”為原則，在《文化工業再思考》中提出了對“文化工業”的批判，他認為20世紀，西方藝術呈現的一個傾向就是“藝術的工業化、商品化”，也就是藝術成為了一種“被定制的商品”或多或少按照計劃而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 這種產品是為大眾消費度身定做的, 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的性質”[1]他的這一預言在20世紀60、70年代，關注的焦點也僅僅是歐美的一些藝術商品化的苗頭，但不幸的是他的預言竟然在21世紀成為現實。一方面，藝術的商品化已經打破了他曾經擔心的“高雅”與“通俗”的西方藝術的界限，使得藝術的概念進一步模糊、泛化；另一方面，卻也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經濟形態，以近年來影響較大的藝術商品為例：《阿凡達》、《美國偶像》等。類似這樣的文化工業活動在21世紀的今天已不再新鮮，它也成為了我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再來回望智者阿多諾的批判“個體的本能沖動是如此容易被滿足、被轉移, 它與社會總體性之間的對立很快就可以被消弭得一干二凈。至于那些自由主義概念, 也早就被文化工業所挪用過去了, 文化工業甚至還力圖為我們展示一個符合自由主義觀念的世界, 并將這個世界當作現實兜售給我們”[2]。可以感到智者的預判是何等英明。“藝術商品”似乎已打破了“個體”的界限，的確如此，但是他擔心的商品化背后的藝術庸俗化確實產生了。我們以此來關注近年來我國電視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等節目，的確鼓勵了一批優秀的青少年展示自己的才華，走上了藝術舞臺，但同時也滋生了一批渴望成名，而沒有才干的妄想者，也是一般民眾迷惑了藝術的品位問題。這樣我們的一些媒體工作者，進行了反思，推出了一批優秀的主題鮮明的節目，如江西電視臺的《紅歌會》就是這樣，既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收益，又向民眾宣傳了黨的紅色文化，可謂有著積極的意義。筆者在此正是想通過《紅歌會》的運營分析，來思考“陜北民歌”作為特色的地方音樂文化資源，可否進行良性的商品化運作作一次學術分析與論證。

“紅歌會”是江西衛視開展的一項以“紅色經典歌曲”為基本內容的大型民眾歌手選拔賽。這些紅色歌曲的題材基本上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的歷史題材以及隨后發展的歷程有關，包括：紅軍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會主義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各類健康歌曲，以及一些優秀的傳統民族歌曲，此外還增加了世界各國的經典歌曲。

1.簡述“紅歌會”的歷程

首屆“紅歌會”的選拔賽于2006年由江西衛視開展，至今已成功舉辦5屆。首屆紅歌會是當年江西省紀念紅軍長征70周年的活動之一，由于精彩的組織、演出及廣泛的社會效應，已被納入當年江西省委“2006年度宣傳思想工作十大有影響的活動之一”，也被江西省委宣傳部列為江西省紅色文化品牌活動的打造目標。同時也得到了國家廣電總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表揚與肯定。

第二屆紅歌會以北京大學為主場，而日期則定在5月4日，不但將受眾的目標延展至文化、消費的主力軍“大學生”，也將“紅色歌曲”的曲庫上限延展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種雙重組合，一方面擴展了新的聽眾與參與者，另一方面將教育的材料進行了適當合理的擴充。

第三屆紅歌會已經成為了“中國電視的十大文化品牌之一”，也成為了一檔集娛樂、教育、群眾參與的重要文娛節目，得到國家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也特批成為了可以在“黃金時段”“直播”的大型選秀節目。

第四屆紅歌會的主題為《我愛你中國》，又吸引了來自美國舊金山的愛國華僑組成的“紅歌助援團”，使得觀眾、選手共同為祖國的60華誕慶生、喝彩。當年《中國紅歌會》也成功入選“新中國60年最有影響的60個廣播電視欄目”之一的殊榮。

第五屆紅歌會由于得到群眾的密集關注、選手的激情參與、各界領導的大力支持，規模盛況超過往屆，更加龐大，首次開設了“十大賽區”。

從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紅歌會》雖為一檔電視娛樂節目，由于主題鮮明，定位準確，從一開始就一路飆升，得到了群眾的大力支持和市場的廣泛認可，那么作為經濟活動和文化產品，它背后的價值又是如何定位、操作和實現的呢？

2.“紅歌會”的社會效應及其運營分析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感動。“單純從藝術形態來講，紅歌會屬于選秀節目”，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選秀節目。選秀節目往往以流行和時尚為主，而《中國紅歌會》是流行與經典的結合。

新華社曾經發表評論文章說：“在一批低俗節目和不良廣告被陸續叫停的同時，中國紅歌會現象唱響了大眾傳媒走出低俗的先聲。”自2006年舉辦以來，全國共有27萬多人報名參與，收看紅歌會的觀眾超過2億多人，1000多萬人通過短信、電話、網絡表達對紅歌會的喜愛。

紅歌會的運營模式分為三大主體：前期飆歌；主場晚會；后期巡演。所謂“前期飆歌”就是一種總動員的預熱效應，通過大家熟悉的歌曲（如《十送紅軍》、《東方紅》等），來喚起大家共同的記憶，引起大家對活動的關注。而主場晚會除了上面說到的特定主題外，還聘請國內外知名專家作為評委嘉賓，這個陣容包括：趙季平、雷蕾、滕矢初、王佑貴、于文華、謝芳等，極大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而后期巡演，則是將獲獎選手進行統一包裝，整合演出資源，進行廣泛的大力宣傳，可謂鞏固成果。

陜北民歌是我國重要的黃土高坡的地域性民間歌曲，主要流行在陜西北部地區，其品種有“信天游”、“山曲”、“酸曲”等。其特點為在結構上用“比興”的藝術手法進行抒情。傳統的題材往往以講述黃土高原的風土人情為主，在內容上以勞動人民的生活、愛情、苦難為主，如《走西口》、《蘭花花》、《人家都在你不在》等，展現了特殊的環境造成的特殊風情。“山曲所流行的地區地處黃土高原，土壤疏松，平時干旱少雨，一旦下起雨來又會造成水土流失。過去這里的人民生活困苦，于是便出現了一種獨特的逃荒方式——走西口”[3]，這樣也就呈現出了特殊的悲歡離合。但是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到達陜北，陜北的解放區得以建立，一些新的內容、形式的陜北民歌開始產生，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縮影，筆者以為，這些民歌的再研究與推廣有著極大的潛力與意義。

1.陜北民歌紅色音樂的藝術特點

西安音樂學院羅藝峰教授在其《西部音樂論》中，對陜北民歌在近代的發展概況為“革命為西部音樂灌注新質”，他認為“唯有與音樂一體化的生活改變了，音樂才會變；唯有與音樂一體化的生命及其在世狀態變了，音樂才呈現出新質”[4]。1938年，在黨的領導下，在延安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同時出版了《邊區音樂》、《歌曲》、《民族音樂》等音樂刊物，為陜北民歌的研究建立了基本隊伍。接著1942年毛澤東同志開展了黨的“整風運動”，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從此以后，根據地的音樂生活面貌煥然一新，音樂工作者從群眾的斗爭生活中真正獲得了廣闊的創作源泉，進一步掌握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語言和形式，創造出了大量民族特點鮮明、藝術形象生動的音樂作品”。自此，陜北民歌取得了質的飛躍與發展，涌現出一批重要的代表作，如《東方紅》、《邊區十唱》、《擁軍花鼓》、《生產忙》、《南泥灣》、《軍民合作》等，以及一批優秀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蘭花花》等，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陜北民歌宣傳推廣的可能手法

藝術商品化在今天已經成為了一項專門的課題，產生了新的學科專業——“藝術管理學”。筆者認為，在陜北民歌的宣傳和推廣研究上，應注重兩條規律：一是作為商品化的市場規律，這要求任何商品的運作都要通過合理的商品運作渠道，要符合市場規律，不能主觀判斷，進行臆測；二是要注意作為藝術的音樂，尤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它的非視覺性，就造成了它的宣傳包裝不具有直接客觀性的平面模式，那么我們要注意這些特點。

針對第一個問題，我們要注意，學習借鑒“紅歌會”已有的歷史經驗，筆者認為，紅歌會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在于其嚴密的市場分析，準確的市場定位，他們一方面分析了“電視選秀類節目”在當今全球化的基本運行特點。選取了“紅歌”作為突破口，來進行收視人群的精確劃分，這樣尋找到了突破口，接下來在操作中，旗幟鮮明地尋找宣傳主題，“長征主題”、“五四主題”，并聯系“南昌起義”、“北京大學”相關的歷史場景，進行時空互動，強化了主題意識。接下來，推向市場的手段就是紅歌CD，網絡音樂宣傳，同時使得KTV的紅歌操練具有了群眾的參與可能性。我想這些經驗都是寶貴而有益的。

首先，在第二個問題上，音樂作為其特殊性而言，就是它的非直觀性，那么在宣傳上就要選擇易于上口、百姓熟悉的“陜北民歌”作為突破口。其次，要進行新的包裝與創新，因為地域特點，陜北民歌的音色、音區都極為高亢，一般的原汁原味，很難做到，就要進行新的改編、創作。再次，可以進行相關的演藝宣傳，如采用“黑鴨子合唱團”進行多聲部的合唱、阿寶的新民歌路線都可以擴展受眾群體。在此，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如Flash、動畫等網絡形式，將陜北民歌的故事音樂整體化推向市場，同時制作精良的卡拉OK伴奏，讓其全面地接受市場的檢驗。我想，在這樣的努力下，陜北民歌研究與推廣能獲得更大的受眾面和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T.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 ed. J . M. Bernstein , London : Routledge ,1991 , p85.

[2]凌海衡.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思想[J].外國文學評論,2003,02.

[3]羅藝峰.西部音樂論—生成與前景[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4]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華樂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