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古代士人由于受到封建專制政治的壓制和宗法倫理的框束，內(nèi)心常具有一種懷才不遇的孤獨意識，因而他們表現(xiàn)出的孤獨意識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一種傳統(tǒng)。中國古代文人的孤獨意識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以戰(zhàn)國末期屈原為代表的一種文化先覺者的孤獨；漢魏六朝時期士人的孤獨意識表現(xiàn)最典型的當屬陶淵明，他的孤獨除了社會存在的孤獨外，還有一種宇宙意識覺醒的孤獨；李白作為初盛唐文化環(huán)境中文人孤獨意識的代表，他的孤獨是一種人格的孤獨。

【關鍵詞】 孤獨意識 類型 屈原 陶淵明 李白

本文所說的孤獨意識，是人的自我意識的一種，其重要表征是主體與客體相疏離所導致的一種刻骨銘心的精神空落感。就中國古代文人的具體情況而言，孤獨體驗又可分為外在孤獨與內(nèi)在孤獨兩種情況：外在孤獨是由于主體人際交往的匱乏而導致，內(nèi)在孤獨則因作家理想才華在現(xiàn)實中不為人理解、無以實現(xiàn)而產(chǎn)生。可以看出，孤獨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并非中國古代文人主動選擇的生存方式，而是情勢使然，因此很難通過現(xiàn)實的活動予以改變，這使得中國古代文人內(nèi)心總是積聚了強烈的孤獨意識。

葉嘉瑩先生曾說：“一個真正的詩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盡得者，而詩人的理想又極高遠，一方面既對彼高遠之理想境界懷有熱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對此丑陋罪惡而且無常之現(xiàn)實懷有空虛不滿之悲哀，而此渴望與悲哀更不復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詩人，都有一種極深的寂寞感。” [1]葉先生這段話指出，中國古代那些有抱負有才能有個性的士人，由于受封建專制政治的壓制和宗法倫理的框束，經(jīng)常處于不被人理解，有時甚至遭人拒斥的境地，因而懷才不遇的孤獨意識和時不我與的悲愴情感時刻籠罩在他們的心頭。也正因為如此，孤獨意識成了我國古代進步士人自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xiàn)孤獨意識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一種傳統(tǒng)。

中國古代文人的孤獨意識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出身貴族，自幼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接受了北方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在《離騷》中一再贊美堯舜仁政，“依前圣以節(jié)中”；在《懷沙》中主張“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本”。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他勤奮學習，“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勸導國君改革弊政，效法堯舜。但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不為國君所理解與接受，昏君讒臣容不下他，他一再地受到政治上的放逐，始被貶于漢北，襄王朝放逐于陵陽，此后九年，又被放逐到南荒辰溆，忠不見用，志不得伸。不但昏君讒臣疏遠放逐屈原，甚至他所培養(yǎng)的許多學生也背棄了他，這使他倍感凄涼孤獨，在遠離故國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孤獨憔悴，痛苦郁憤。在《離騷》的最后，屈原說：“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屈原最終以自沉實踐了自己的誓言，由極度的孤獨憤懣而自殺，它顯示了詩人決不觍顏從俗、枉道從勢的人格，首開中國古代文人用自殺結(jié)束人生孤獨的道路，影響到后來的司空圖與王國維等人。

屈原的孤獨表面看似是因為政治上的孤立，實質(zhì)上則是一種文化孤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理性主義思潮蓬勃興起的時代。屈原的人格情操，正是在這時代精神的孕育中形成的，正如林庚在他的《屈原的人格美與“民”字解》一文中所說“屈原的偉大人格，正生在一個熱情求真的時代，先秦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從此成為一個崇高的醒覺。”[2]但是楚國文化深受原始野蠻風俗影響，在政治制度方面還殘留著許多氏族血緣的痕跡，國君與大臣重視直覺，目光短淺且心胸狹窄，這一點遠比不上中原各國，吳起在楚國的遭遇就說明了楚地的文化心理是極為保守的。因此，屈原改革圖強的理性精神與政治眼光在當時不為周圍人所認同，甚至他的學生也不理解他。因而屈原與楚王及其他臣子的矛盾，是他的理性精神與原始野蠻的政治、宗教文化心理的沖突，他的孤獨，是文化先覺者的必然遭遇。

伴隨著國家的統(tǒng)一，建功立業(yè)、奮發(fā)向上成為時代主潮。屈原低回孤獨的心音，變而為枚乘、司馬相如等大賦中磅礴雄壯的旋律。而到了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治險惡，時局動蕩，戰(zhàn)亂紛迭，國家分裂，人生離散，士人的政治理想被現(xiàn)實無情地粉碎，因而漢初建功立業(yè)的時代精神為人生無常、孤獨觍顏從俗悲涼的情緒所取代。正如袁濟喜所說：“此時的孤獨、痛苦，在中國古代士人的歷史上是罕見的。”[3]這一時期，既有人生離散的孤獨，也有世無知己的孤寂。既有流寓異鄉(xiāng)之孤苦，也有門閥制度下寒士的孤吟。孤獨意識之所以能夠彌漫整個士林，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社會政治原因外，從文化思想方面來說，由于儒學衰落，玄學興起，個體內(nèi)心的壓抑束縛大為減輕，從而體味到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宗白華先生說：“晉人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深于情者，不僅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擴而充之，可以成為耶穌、釋迦的悲天憫人。”[4]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自然使得士人們感受到了亂離之世人生的短暫渺小與孤苦無依，從而促成了孤獨意識的群體發(fā)生。在這一時期眾多的文人中我們選取陶淵明作為代表進行簡單分析。

陶淵明出身于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儒家“學而優(yōu)則仕”、“治國平天下”的用世思想影響下，懷有建功立業(yè)、“大濟于蒼生”的宏大抱負。同時，他生活的東晉時期，由于儒學早已衰微，玄學充分發(fā)展，思想界出現(xiàn)了空前自由活躍的局面。“人的覺醒”帶來了人的個性和人的自我意識被肯定，在社會思潮和理想抱負的共同作用下，詩人于29 歲開始步入官場。然而東晉又是一個門閥統(tǒng)治森嚴，政治黑暗腐朽，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由于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爭權(quán)奪利，很多知識分子因卷入政治漩渦而成了無謂的犧牲品。在這種“八表同昏”、一片恐怖的社會情勢下，像陶淵明這樣身處寒微的一介書生，要想在仕途施展才華，馳騁“猛志”，又談何容易，所以在歷盡坎坷的十三年中，他只是時斷時續(xù)地做過州祭酒、參軍、縣令之類小官。為此他一再發(fā)出事業(yè)無成之慨，深深陷入理想破滅的痛苦之中；由痛苦而寂寞，由寂寞而刺激自己個體意識和獨立人格的覺醒。在這種激烈的矛盾中，他選擇了田園，也選擇了孤獨。但陶淵明更可貴的是超越了小我，把整個人類作為思考的整體，在自然乃至宇宙的宏闊背景上，思考人類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并由此而產(chǎn)生強烈的宇宙孤獨意識。如其《形影神》其一云：“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藉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 天地山川永在，草木凋而復榮，唯有人最可悲，既不能長生不老，亦不能死而復生。在詩中，陶淵明深刻地感受到了人類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暫、孤獨與無奈。其《扇上畫贊》也說：“緬懷千載，托契孤游。”面對人生的孤獨，屈原選擇了自殺，而陶淵明則選擇了自然田園。歸隱田園，投向大自然的懷抱，是其超越孤獨的重要途徑。其《歸園田居》詩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詩人從田園風光中感悟人生，超越孤獨，獲得了安慰和怡悅，并領悟到大自然的真趣，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諸詩所寫。

在中古社會的動蕩亂離之后，強大的唐帝國的出現(xiàn)，掃除了士人心底的陰霾，激發(fā)了他們的雄心壯志。而且唐代的文化思想極為活躍自由，儒家建功立業(yè)的思想，道家獨立自由的人格，禪宗對于人生心性的覺解，縱橫家的張揚作風與游俠的狂放不羈等思想風潮對唐代文人尤其是初盛唐文人的行為方式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大體來說，初盛唐文人都表現(xiàn)出一種狂放不羈的人格特征，比如王勃、陳子昂、李白等人。他們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另一方面又處處張揚個性。但是在統(tǒng)一王朝，要想建功立業(yè)就必須進入官僚體制之中，而官僚體制總是要壓抑或者同化人的個性，因此初盛唐文人狂放不羈的人格與建功立業(yè)的理想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沖突，狂放不羈的人格既使得他們難容于官場，理想無從實現(xiàn)，更使得他們的行為難以為他人所理解，因此他們總有一種懷才不遇、曲高和寡的孤獨感受。正如陳子昂在《登幽州臺歌》一詩中所悲嘆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說，正是由于初盛唐文人狂放不羈、孤高自詡的人格導致了他們的孤獨。以下即以李白為例加以說明。

受儒家思想影響，李白少時就“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其豪俠性格加上非凡才華，使他非常自負，“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但李白的自大與自負卻常常與現(xiàn)實相對，從而使詩人陷入孤立無托的境況：“一身竟無托，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天寶初，玄宗征召李白入京，任翰林學士。但李白狂放不羈的人格、“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犀青瑣賢”（《玉壺吟》）的行為顯然難容于官場，天寶三年，玄宗賜金放還，功名理想頓時化為烏有，強烈的遭世遺棄的孤獨感洶涌而來。除了政治遭棄外，李白的孤獨還出于自己主動的選擇，他不屑于與那些靠諂諛皇帝而獲得富貴的小人為伍。如其《古風》二十一云：“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瑯玕。焉能與群雞，刺蹙爭一餐。朝鳴昆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因此，可以看出李白孤獨意識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其獨立不羈之人格，他在主觀上既不屑于同時在客觀上也不能融于周圍之環(huán)境，因而產(chǎn)生陽春白雪，蓋世和寡之寂寞。

降及晚唐，由于藩鎮(zhèn)割據(jù)，朝廷控制的州縣大為減少，導致官位緊缺，加之朝政腐敗，朝中清要職位多為朋黨所居，一般士人在仕途上進升機會很少。且此際科場風氣敗壞，許多寒士在科場上長期受困，《舊唐書·王起傳》云：“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5]這使得晚唐士人在政治上常常具有一種孤立無援之感。面對時代的衰敗以及自身前途的黯淡，他們轉(zhuǎn)而從女性的脈脈溫情中尋找心靈的撫慰，故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6]然而，為了追求功名，他們被迫遠幕依人，不得不與自己喜歡的人忍痛分離，這使得他們在個人感情上也顯得寂寞孤苦。可以看出，晚唐士人孤獨意識的形成與晚唐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而在唐代以后，士人們在政治上失意孤獨之時，往往從佛道思想中尋求精神的超越，宋代的蘇軾即是一個典范。由于佛道思想的影響，此后孤獨意識對文人的影響開始消退，故不贅言。

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文人孤獨意識流變的描述，我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戰(zhàn)國末期的屈原是中國古代文士孤獨意識萌發(fā)期的典型代表，他的孤獨主要是一種文化先覺者的孤獨；漢魏六朝則是孤獨意識風靡士林的時期，文士孤獨意識表現(xiàn)最典型者當屬陶淵明，他的孤獨除了社會存在的孤獨外，還有一種宇宙意識覺醒的孤獨；李白作為初盛唐文化環(huán)境中文人孤獨意識的代表，他的孤獨是一種人格的孤獨。

參考文獻：

[1]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17.

[2]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6－67.

[3]袁濟喜.人海孤舟——漢魏六朝士的孤獨意識[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2.

[4]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82－183.

[5]舊唐書[M].卷一百六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M].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