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鐘祥一直以 “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來宣傳自己的教育，作為一個教育名城，它曾是很多學生向往的地方，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作弊學生群毆監考老師的現象，這給所謂的教育名城打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6月8日下午高考結束后，湖北鐘祥三中考點發生了監考老師被圍攻事件，湖北鐘祥三中考點，在高考結束當天“一舉成名”。調查顯示，這個藝體類考點一些學生計劃作弊，但今年異地來的老師嚴格監考、作弊信號被屏蔽等措施使得多數人作弊失敗，“惱羞成怒”。作弊失敗后，學生與作弊團伙間也出現資金糾紛。據記者調查，在教育名城鐘祥，作弊已形成市場鏈條，學校老師乃至有關部門人員涉嫌參與其中，應是作弊現象屢禁不止的根源。 (6月20日《新京報》)

“教育名城”成“作弊名城”

我不知道這個教育名城的稱謂是怎么來的？是不是因為作弊得逞，升學率高得來的？不過，今天，作弊敗露，應該叫“作弊名城”了。

為什么這里會成為作弊名城？報道中告訴了我們原因，作弊已形成市場鏈條，學校老師乃至有關部門人員涉嫌參與其中。6月7日下午，在抓作弊分子時，圍觀群眾指責：“不要到這里來沒事找事，沒事就滾開！”工程師高峰背著監測設備在路上走，有群眾指著他說：“滾出去！吃飽了撐的！”李金祥說，當地相關部門配合工作的力度也不夠。由此可見，當地邪氣已經深入骨髓了，正氣正義成了“吃飽了撐的”，正氣正義的行為在這里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是怎樣的一種怪象？

面對如此怪相，其實不是當地政府部門不監督，不維護社會正義，而是出色的升學率能給當地帶來名譽，給教育部門帶來政績。于是，相關部門沉默了，默許了，這是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僅滋生了高考作弊猖狂怪相，還滋生了其他怪相，比如污染經濟怪相，比如開發商享受超國民待遇怪相，等等。總之，是一種狹隘的政績觀，虛榮的形象觀打造了這種邪氣猖狂，勝過正氣的怪相。

當然，高考在這里之所以成為作弊經濟，也和高考自身的機械單調，只看分數不看實際能力有很大關系，假如我們的高考看的是真本事，那些作弊打造加本事的人必然如跳梁小丑，貽笑大方了。這也和我們的大學教育缺少針對性有關系，作弊上來的考生照樣可順利接受大學教育，并順利畢業，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教育名城”成“作弊名城”，不是學生與家長的罪惡，是地方諸多部門的罪惡，是高考以及大學教育的罪惡，或者說諸多罪惡在這里凝聚升華，于是成了罪惡爆發而已。因此，當我們在反思這起案件的時候，我們更需要反思的是案件背后的諸多罪惡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從這個案件中發現問題的根源，并推動我們工作的改革與創新。（殷建光）

抽離了正義的公平是偽公平

高考嚴格性在年年加碼，考生無法作弊，“惱羞成怒”，攻擊教師，還是讓人頗感意外。鐘祥政府認為“監考太嚴，少數考生沒考好，學生及家長發泄不滿情緒”；家長則普遍認為“我們要的是公平，不讓作弊就沒法公平”，從這兩種說法中，可以窺見一個地區的考場生態，也可以窺見高考競爭是怎樣被扭曲的。

“不作弊就不公平”，很能代表考生和家長的心態。這種語境下的“公平”焦慮，其實是源于不在同一起跑線的緊張。理論上大談公平，確實緩解不了家長的現實焦慮，當人人都在作弊時，不作弊要吃虧，作弊于是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作弊的道德性，同步建立。在作弊被認同的過程中，實際上鑄就了一種互為因果的循環：“大家都在作弊”是“我”作弊的理由，而“我”作弊又加固著“大家都在作弊”的事實。走進這樣的惡性循環，作弊固然破壞規則、面臨風險，但在道德上，它是不得已的，是天經地義的，扭曲的公平觀正建立在這個前提下。

公平是什么？它不是平均，不是均等，而是一種行為的底線。每個人都平等地獲得保障，每個人也都平等地被要求遵守規則，對公平的保障和要求，都是底線式的。這種底線的公平默認了一個前提：所有的公平，都是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之上。正義不在，公平也不在。

關于公平的這種推論，很適合異地高考中的爭論。當上海的家長反駁占海特的訴求，認為學校保護當地考生是習慣做法，認為外地考生侵犯了本地考生的利益時，實際上是錯把自身的傳統特權當公平。排斥外來考生者的“公平”，是犧牲了流動人口子女教育權利的公平，它不是正義的，也不可能是真的公平。

也許有人會說，大家都在突破規則時，很難要求誰恪守本分，現實很殘酷。這個問題既值得正視，又可以說是個偽問題。所謂值得正視，是因為當規則被僭越時，規則的制定者、維護者、參與者都有責任，板子首先該打在他們身上；所謂偽問題，是因為如果整個社會能夠形成一種正義的公平觀，個體以獨立的思考從群體盲動中抽離，規則修補會更容易，人所面臨的這種兩難困境，就不會存在。（熊志）

誰來維護誠信考生的權益？

如今，上大學已不是什么難事，但素質教育依然“光打雷不下雨”，社會上人為地把不同大學的畢業生區分出三六九等，高考成績影響考生所能進入的大學層次，關乎學生今后的前途發展，所以高考依然是學生生涯中最重要的關口。面臨巨大的升學壓力，當下的孩子們從四五歲就開始參加各種特長班，而后寒窗苦讀十余載，“白加黑”、“五加二”，只等高考這“臨門一腳”，盼望著“金榜題名”且名次越靠前越好。

絕大多數人在“鯉魚躍龍門”的時候選擇的是埋頭苦學，靠真本事來拿分數，當然，也總有人偷奸耍滑。讓人憂心的是，此次事件暴露出鐘祥的高考作弊儼然已經連成了產業，歪風邪氣在整個教育界蔓延開來：副校長出售作弊設備和考試答案，班主任老師做牽線中間人，考務人員幫著傳條子、活動關系，考生們使用各種工具抄題作弊，真的是分工明確，合作愉快。此外，筆者還有質疑，既然已經有所謂“局級干部”出面來關掉屏蔽器了，那么在沒有被曝出的終端環節，是不是還有能人在篡改試卷亦或直接更改考分？我們實難想象。

作弊不成，惱羞成怒，很多希望落空的購買答案的學生和家長們打監考、鬧考場以泄憤，部分參與作弊的官員和老師受到了處理，但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作弊和對查處作弊的干擾壓力，恐怕仍有不少“漏網之魚”，又或者有人賊心不死妄圖“梅開二度”，這就涉及到了那些誠實守信考生的切身利益。各個高校在一個地區的招生名額是有限的，如果過多的考生通過作弊，成績飆升，分數線水漲船高，招生名額被擠占，必然有“老實”的考生吃虧落榜。

鐘祥作弊事件已成為社會的焦點，參與作弊的官員、老師、家長、學生幾乎吸引了所有的目光，然而受關注度不高的誠信考生們卻是考試不公平涉及的最大利益群體。分數一出，錄取在即，時間很緊迫了，須知“延誤公正就是不公正”，對搞鬼作弊者的寬容，就是對誠實勤奮者的懲罰。下大力氣普查雷同卷，對作弊鏈條抓緊偵破取證，徹底杜絕終端環節的舞弊，才是維護社會公平、保障誠信考生利益的當務之急。（馬騰）

政績沖動下的高考強縣“作弊有理”？

我們通常說的教育公平，是指起點的公平，也是機會的公平，規則的公平，還從來沒聽說過作弊公平，鐘祥“不讓作弊就沒法公平”恰好說的是作弊才公平，他們要的也是允許作弊，監考太嚴不讓作弊，就被視為“不通情理”不公平。這是什么邏輯？難道監考嚴也是錯？

梳理一下“高考強縣”的來由，才會明白“不作弊不公平”的含義和現實邏輯。長期的高考作弊現狀早在此地形成了產業鏈，甚至學校教師也參與其中，成為作弊公司的“代理”。被鐘祥市市長總結為“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的聞名湖北省的高考強縣鐘祥，原來竟是靠作弊來鑄就的教育品牌，包括今年這次監考老師遭圍堵被打的原因，鐘祥政府也認為是“監考太嚴，少數考生沒有考好，學生及家長發泄不滿情緒”。政府追求“政績”，家長追求“成績”，高升學率成了雙方的共識。

有人把高考作弊禁而不絕，歸結為應試教育，這種說法有其道理，高考以分數取勝，似乎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為了追求多得分數，不惜代價尋求各種作弊方式，只要沒被查出來違規，只要達到錄取線以上，就能上大學。在我看來，考試作弊，并非僅僅是體制上的原因，更何況像高考這類考試總體上還是相對公平的，考試本身并無原罪。所說的“一考定終身”，與應試有關，但與考試作弊并非直接因果。依我看，高考作弊實質上是功利思想指使下的是非觀、價值觀乃至政績觀扭曲，鐘祥“不作弊不公平”的怪胎就是這樣孕育出來的。

高考舞弊破壞的是社會公平，毒化的是社會風氣，損害的政府形象。凈化高考環境，還考生一片純凈的天空，地方政府肩負著重要責任。不僅需要組織有關方面出重拳，以鐵的手腕狠狠打擊兜售、販賣作弊器材的不法行為，對作弊者一查到底，使作案者無處可逃，更重要的還必須轉變工作理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破除高考上的地方保護主義，使“公平”一詞深深根植于決策者和考生家長心中，營造一個相對公平的考試環境，共同抵制舞弊行為，這才是政府應有的作為。（董宏達）

教師協助舞弊，師德何在？

“師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老師本應是傳道授業解惑之人，如今參與高考舞弊，師德何在？高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如果說知識能帶來希望，那高考則能改變命運，甚至改變整個人生。因此，很多學生家長特別是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家長，除了寄希望于自己子女刻苦學習外，往往還為孩子“另謀出路”——作弊。正所謂沒有市場就沒有買賣，正是這一需求的存在，促使個別教師鋌而走險。

從開考前監考老師的信息泄露，到考試過程中個別老師明目張膽地賄賂監考人員、破壞屏蔽器材，再到高考結束后考生及家長們對監考人員的圍毆。我想，或許正是個別教師的參與其中，才使得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合情合理”。或許，正是經濟利益的驅動，才使得部分老師喪失了自己最為寶貴的“師德”。

師德，是教師在教書育人過程中所應遵循的最起碼的道德品質。作為教師素質的核心部分的師德，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起著奠基作用，師德水平的高低將影響著國家的未來，影響著社會風氣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薛明軍）

高考作弊成“傳統” 監考制度為擺設

對于高考來說，防止考場作弊，確保考試公平，是首先必須堅守的底線。然而，調查顯示，在湖北鐘祥，高考集體作弊，已形成市場利益鏈，在當地已經成為一種“傳統”。而兩位參與異地監考的老師，因“監考太嚴”，儼然打破了這個“傳統”，以至于遭到毆打及近百名考生和家長的圍堵，引發了一起惡性群體事件，這顯然是對這個“教育名城”極大的諷刺。

而在此前，當地官方除了承認有兩名監考老師被打之外，其他是一概否認：否認監考老師存在“搜身”、“摸胸”等出格行為，否認有考生在考場作弊。而對于兩名監考老師被毆打和圍堵，他們稱“是少數考生沒有考好，圍堵監考老師，發泄不滿情緒”。這樣的解釋顯得十分荒唐可笑，考生沒有考好，便集體遷怒于監考老師，又是毆打又是圍堵，難道監考老師需要承擔如此風險？果真如此，今后誰還敢擔任監考老師？然而，一些考生抱怨“作弊失敗”，等于自曝高考作弊的“家丑”。

一場高考要涉及教育、招生、公安、學校等多個部門，所以，高考也設計了很多監控的環節，體檢、報名、準考證、身份證、學生檔案、電子檔案等等。參與作弊的考生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夠突破這些嚴密的環節？事實上，作弊在手段和形式上是非常低級、原始的，在今天各級政府越來越強調高考紀律、打擊高考舞弊的情況下，它還有市場，如果沒有既能一擲千金又能手眼通天的家長配合，如果沒有教育、公安等部門“內部人”的一路綠燈，要想進行這樣規模、程度的作弊行為，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事實表明，有關部門在鐘祥共發現了兩個核心作弊團伙，當地老師、學校涉嫌參與其中，特別是一名副校長“賣答案”，有關部門也涉嫌提供相應便利和包庇。

可見，高考作弊成為鐘祥的一種“傳統”，緣于作弊者的利益驅動，更緣于有關部門的監守自盜。監考制度成為一種擺設，值得當地警醒與反思。首先，應就高考作弊事件展開徹底調查，不僅查今年，而且追查歷年高考，并對參與高考作弊的人，一律依法嚴懲，堅決破除高考作弊這個損害教育公平的“壞傳統”。更重要的是，這起事件當引起有關部門重視，應為高考制定一部比較全面的法律，對高考的命題、考試、錄取等方面的諸多事項，予以全面細致地規范，以遏制和杜絕作弊和不公平事件的發生。（汪昌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