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一個同行討論過學生上課可不可以吃東西、上廁所、說話的問題，他的意見很堅決，當然反對，而且認為如果長期放縱，養成學生拖拖拉拉的壞習慣，以后走上工作崗位后也不利于他們發展。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答案，但我一向屬于比較放縱學生的那種。除了大蒜蘿卜及香精味濃厚的包子之類，我的課堂學生可以隨便吃，至于上廁所、遲到之類，只要上述問題學生能作出比較出色的陳述，我一般不過問這些所謂的違紀現象。當然也有一些課例外，就是所授內容對學生而言非常生僻、沒有老師講授很難系統掌握的。我要求學生不許曠課、遲到，課堂也要求保持安靜。

其實，能否把事情做好，跟聚精會神未必有關，而且許多時候，聚精會神反而做不好事。比如現在的孩子寫作業時耳朵里就常插著耳機；我在一個問題理不清楚時常常啃個水果，或站在窗前天上地下瞎看瞎想。神經放松了，線索逐步清晰，東西可能就出來了。課堂上學生肚子餓，惦記著課桌里的巧克力，讓他們吃了學習，還是餓著肚子堅持坐著默默期待下課哪個有利于功課，結果不言自明。

我一直在想，中國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讓背起小手聽講，到大了回答任何問題都自覺起立，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曾嘗試過讓學生坐著回答問題，竟然有不止一個學生說，坐著回答他們說不好。個中原因或許不單一，但最主要的是中國社會管理思想，同樣也是老師的權力欲，亦即專制性使然。老師的地位、知識都是正統，其地位天經地義應當受到尊重，老師自己也有權利和義務維持這種正統，因而對學生的言行套上種種限制。這種行為還有一個重要的隱形背景，那就是教師對自己和所授知識的不自信與恐懼：怕學生的質疑與反對；擔心他們說出主流以外的話題，讓自己不知所措場面失控。于是，不如先悶死它。

不難發現一個事實，人類歷史上的教育大家多是在甚至不知教室和師道尊嚴為何物的環境下成就了不朽功名和教育思想的。孔子周游列國，惶惶如喪家之犬，帶著弟子被扣留在背信棄義逃離蒲邑前衛國遭學生質疑時給他講“要盟也，神不聽”為其行為辯解，這是當今道貌岸然的老師們沒有勇氣在講臺上說的。論語是后人對他跟弟子們東拉西扯的記載；釋迦牟尼傳播他的思想，也是帶著一幫信徒，東跑西顛，爭論來討論去，沒個地位對錯之分，他就是在這種飄飄忽忽的生活中最終修成正果，也傳播了學說。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名師們更不用說了，大抵都是如此。他們游走于城邦間，慕名的前去爭論討教，在廊下、院里、路上，隨心所欲，這時候他們可能連衣服都沒穿，師生里也可能存在當時非常盛行的同性戀。但那時的思想文化成就，人類歷史上誰敢與之比肩？穆罕默德傳教時，阿拉伯世界里連識字的人都沒有多少，更別說教室。他硬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教義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群——阿拉伯世界。

據說西方許多成才的孩子大都跟車庫有密切聯系，那里有他們自己的一個“實驗室”。中國的孩子多沒有這個福分，拆了家里的鐘表，屁股可能就得疼好幾天。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幾年前讀過一篇北大原來圖書館系的學生寫的回憶文字，說他們招進來那年，正趕上該系被改名和重組。管理松散，學生就有了充足的自由，參加各種活動，讀雜七雜八的圖書。畢業以后成績竟然比前幾屆優異。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在中國現行學校教學和管理體制中，師生關系像極了親情關系，那就是出身不由人，攤上什么是什么。學生對老師和課程沒有多少發言權和選擇權，就那些老師就那些課，你愛上不上，反正學分不夠不能畢業。在好課源人滿為患難以選取之際，學生就得認命。必修課則到了兒不能嫌娘丑的地步，因為你沒有辦法換個娘，大不了也就是匿名評分之際嘀咕一聲：看人家媽就比我媽做得好之類，還怕隔墻有耳期末考試遭收拾。有些課根本就談不上是課，甚至是早已被理論和實踐淘汰了的東西，卻因人設課，讓幾屆甚至十幾屆幾十屆的學生浪費光陰給個別老師保飯碗。

無為而治，中國教育現在非常需要這種精神。學生無權選老師和課程，但有權選圖書。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有相當多的好書。到了這里想必又有人說，老師不管學生不學咋辦？要老師干嗎？我也問問，中國老師管學生的意識和手段舉世著名，可學生都學了嗎？學啥了？中國學生怎么都往國外跑？你們對自己的孩子那么沒信心，寧可隨便交給一個老師管都放心嗎？老師們也應當收斂一點，娛樂娛樂養養身子其實挺好，沒必要那么兢兢業業盯著學生。孩子們都會長大的，未必一定需要成年人誨人不倦諄諄教導提前開始成年以后越來越直白的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