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魅力的文學大家之一。在藝術領域里，他以曠世的才情為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學作品；在官場中，他宦海沉浮，卻始終不改樂觀曠達的個性。無論身處何境，他始終能夠以真性情對待一切，他的一生，就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蘇軾的詩詞作品風格豐富多變，他從未刻意地去追求某種創(chuàng)作風格，而總是以最率真的方式來抒發(fā)胸臆，他以清新明麗的風格來寫美景：“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哀怨凄婉的風格來寫離情：“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以曠達豪邁的風格來抒壯志：“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以悲傷凄切的風格來描摹悼亡之情：“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東坡之詞曠”。我想，“曠”字不僅是對他詞風的評價，也是對他人生態(tài)度的一個概括。

青年時代的蘇軾，才華出眾，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荒唐的“烏臺詩案”可以看作是嫉賢妒能之流對他的惡意中傷，正如蘇轍所說“蘇軾何罪，獨名太高”，其實也是真性情的詩人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的必然結局。他既不依附權貴，阿諛奉承，作騎墻之態(tài)，也不為謀一己私利出賣良知。對他來說，唯一的行事標準就是“不欺天負心”，他一生不曾欺己，不曾欺人，不曾欺民，磊落坦蕩。

在王安石變法中，蘇軾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寬，進人太銳”這樣的犀利言辭，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青苗法”等新法存在嚴重的損民弊端，得罪了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王安石，被逐出京城。盡管詩人在一開始就預料到這樣的后果，但他卻終因“不忍欺天負心”而一吐心中塊壘。王安石變法失敗，舊黨司馬光于元豐八年執(zhí)掌朝政，盡管蘇軾與司馬光私交甚厚，但當司馬光要盡數(shù)廢除新法時，蘇軾卻據(jù)理力爭，極言新法亦有可取之處，不可盡廢之，又開罪了十分器重他的司馬光而無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請外放。

的確，蘇軾的一生因他的“不合時宜”、“不識時務”而充滿了坎坷動蕩，但他卻從未改變自己的行事原則，從未消磨自己的志向抱負。相反，經(jīng)歷的磨難越多，他的處世態(tài)度就越“真”，被貶黃州使他對人生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剛到黃州時，蘇軾寫了一首《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詩人以孤鴻自喻，留露出幽寂凄苦之情，這似乎與他曠達的性格不相符，但這正是詩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遭遇不公，心中悲苦，乃人之常情。但蘇軾畢竟不是普通人，“揀盡寒枝不肯棲”一句，寫盡了詩人堅守清高自甘孤寂而決不改變操守的氣節(jié)，而這才是真中之真。

詩人在黃州的另一首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歷來被認為最能表現(xiàn)他的風格。該詞氣勢磅礴，豪邁奔放，以瑰麗神奇的語言寫出了對歷史上英雄人物的仰慕之情。逆境中淡淡的消極情緒反而更讓人覺得蘇軾的可親，豪邁的人生態(tài)度又讓我們覺得他的可敬。蘇軾在黃州還留下了兩篇奇文《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在他筆下，月夜的長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可以看出，是詩人心中仍然擁有的寧靜與恬淡；“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與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寫盡了詩人對天地廣闊的感嘆，對自然永恒的敬畏。“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上”，蘇軾以二人對話的形式真實的反映了自己內心的掙扎與痛苦之后的解脫；“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無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他以自己的閱歷和對儒、釋、道的理解，結合個人對人生的感悟，提煉出人生的大智慧，以俯仰一切的姿態(tài)，找到了超越一切世俗悲觀的人生真諦。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氣魄，何等的智慧，何等的超脫。

無論是新黨執(zhí)政還是舊黨當權，堅持“真我”的蘇軾都是一個“異類”，因而屢遭貶謫，但無論到哪里，外部環(huán)境與人生風雨從未能改變他的本性。被貶杭州，他以修筑蘇堤的方式在杭州留下美名，以整頓軍紀的方式在定州留下英明；在荒蠻的嶺南，他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樂觀心態(tài)面對韓愈認為的絕境；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逼迫離別親人，到更加荒涼的儋州，他仍以“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的豪邁詩句藐視厄運。

回首自己顛沛流離的一生，蘇軾自嘲：“問吾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其實這自嘲之語恰恰道出了成就蘇軾完美人格與曠世詩文的真正原因，人生的磨難，將一塊璞石打磨成一塊價值連城的美玉，蘇軾這種看淡一切成敗福禍，不向厄運屈服，不改變自己真性情的大氣度、大胸懷堪稱中國古代文人的典范，對后世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而他在黃州是所寫的《定風波》中一句“一蓑煙雨任平生”也成為這位偉大文學家一生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