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語出朱熹的《二程書·卷十九》：“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是根據、適應的意思，“材”就是學生實際。孔子從自己的教學實踐中認識到教育要因材施教。《論語》記載：高柴愚笨，曾參遲鈍，子張偏激，子路魯莽等等。在了解學生的基礎上對癥下藥，分別激勵。例如子路與冉求同樣問“聞思行諸”，孔子一個給予肯定，一個給予否定。原因在于：“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就是說，冉求遇事優柔寡斷，孔子鼓勵他大膽去干；子路向來冒失莽撞，孔子教育他三思而行。孔子在那樣的時代能認識到因材施教，并付諸教學實踐，實在了不起。

然而，由于時代、社會、環境、習慣和感情等因素的影響，即使是很進步的人，也往往會做出違反自己思想和行為準則的事。同樣是孔子，其弟子宰予在課堂上打盹，孔子就罵他“朽木不可雕也”，毫不客氣地把他打入“另冊”。樊遲請教種莊稼的事，孔子不但不回答他，反而罵他是“小人”，也打入“另冊”。由此可見，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因子路、冉由之才施教，因宰予、樊遲之才而不予施教。顯然，孔子對不同的才，是懷有好惡之別的。

孔子作為古代的教育家，對學生興趣和追求不能一視同仁、正確對待，這也無可厚非。如果今天仍按一種標準培養和要求學生則是一種莫大的悲哀。前蘇聯教育家贊科夫說：“當教師把一個學生理解為他是一個具有個人特點的、具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結構的人的時候，這樣的理解才有助于教師去熱愛兒童和尊重兒童。”在實際教學中，一些教師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學生按學習成績分成三六九等。只要聽話、學習好，就是好學生，就可雕，就樂意施教；調皮、淘氣、成績差，則當然地擲進“朽木”堆中，任其“朽”下去。陶行知先生講過，培育人和種花木一樣，首先要認識花木的特點，區別不同情況給以施肥、澆水和培養教育，這叫“因材施教”。人像樹木一樣，要使他們盡量長上去，不能勉強都長得一樣高，應當是：立腳點上求平等，于出頭處謀自由。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沒有像雨滴那樣相似的兒童”，學生的個體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學優生應該注意培養，但這種“英才教育”，只能是因材施教的一種方式，并非其全部意義。上海師范大學燕國材教授說過：“有人認為因材施教就是拔尖培養，這是片面的，其實，因材施教并不排斥大面積豐收。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這段話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因材施教面向全體學生的特點。因此，因材施教要因每一個學生的“材”，施以不同的“教”。尖子生可采用加深加速學習的辦法，而中等生則需多施教、多雕琢。中等生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絕大多數是暫時的、可變的，重要的是如何因“材”而施教，對其癥而下藥，促其成長。中等生由于不突出，易被忽視，長期得不到關注，自尊心自信心得不到培養，從而導致潛藏的創造性火花的湮滅。若正確引導，就有可能向積極的方面轉化。差生多半因為淘氣、成績不佳而受到老師的關注，可這種關注往往是呵斥、諷刺，結果多半是消極的，若能針對性的補偏救弊，效果往往出人意料。大教育家陶行知說過：“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頓，你的譏笑里有愛迪生。”中學時代絕對“平庸”的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后來竟成了世不二出的大科學家、大發明家。被孔子視為“朽木”的宰予和“小人”樊遲，后來也分別成了外交家和著名學者。這些事例說明，“朽木”不僅可雕，更要多關心、愛護，多加雕琢，使其找到“表現自己的領域”，并達到某種“完善的高度”，讓他們打開視野，認識自己，顯示“自我”的存在從而樹立其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學校教育的實質，就是讓每個學生都找到自己個性才能發展的獨特領域和生長點，決不應使任何一位受教育者被簡單地淘汰掉。

蘇霍姆林斯基說：“從我手里經過的學生成千上萬，奇怪的是，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無可挑剔的模范生，而是別具特點、與眾不同的孩子。世界上沒有才能的人是沒有的。問題在于教育者要去發現每一位學生的稟賦、興趣、愛好和特長，為他們的表現和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和正確引導。”素質教育要求面向全體學生，這就更需要我們因材施教，從每一個學生的實際出發，充分調動每一個學生自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和完善。因材施教應體現在每個學生身上，而不只是體現在部分學生身上。那種對學優生好臉相迎、熱情周到、施以特殊的優厚的教育，對差生冷眼相待、嫌棄厭惡，認為不可雕、不愿施教的做法，決不是因材施教，更不是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