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環境不斷惡化，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強國和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國，卻從來沒有肩負起其應盡的責任。本文認為美國氣候政策可分為四個時期，通過對美國四個時期氣候政策的分析，論證了美國外交政策中顯現出的一以貫之的美國至上主義，即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

[關鍵詞] 環境外交 國家安全戰略 正義與非正義 美國至上

人類進入21世紀，隨之而來的極端的氣候現象和極度惡化的自然環境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這種極端的自然現象和人類活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自然環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科學界才逐步認識并開始研究全球環境問題。環境外交也躍然于世界政治舞臺，氣候問題開始和國家安全戰略聯系起來。然而，由于氣候問題自身的復雜性和各國自身利益的驅動，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充滿變數。氣候談判舉步維艱，國際氣候合作進展曲折而緩慢。美國，無論從歷史排放總量看，還是從當前排放總量、人均排放水平和經濟技術水平來看，都對環境保護負有著不可推卸的特殊責任，在國際氣候談判與合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美國政府卻始終堅持美國國家利益至上，漠視人類生存的公共環境利益。本文擬從美國至上主義理念角度分析美國的環境外交政策。

美國至上觀念由來已久，早在17世紀，以清教徒為主的移民遠渡重洋來到北美洲，他們自詡為上帝的選民，秉承上帝的意志想要在北美大陸建立“山巔之城”，成為全世界自由的楷模，民主的燈塔。從美國獨立到19世紀末，隨著國家領土的擴張，經濟的發展和制度的完善，美國至上觀念得以固化。20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最終確立了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也進一步強化了美國至上觀念。尤其是冷戰后，美國公眾普遍認為美國應該承擔領導世界的責任，美國才是世界的救世主。正是在這種使命感的驅使下，此后的美國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圍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民主制度。美國的單邊主義也迅速膨脹，美國依靠其超強的國力，在國際事務中奉行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是美國制定其外交政策的標準。

當前，在國內相關研究領域，對美國至上主義的研究甚少。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國至上主義是“美國的理想、價值觀和現實都優于其他任何國家”（劉建飛 2001）。也有學者認為美國至上主義就是指美國的綜合國力處于絕對的優勢，因而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筆者認為如果我們綜合考慮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就不難發現，美國至上主義不僅僅指的是美國價值觀至上，道德至上，領導地位至上，綜合國力至上，而為了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經常將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球需要之上，即美國利益至上。本文所討論的美國氣候政策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自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的工業活動造成了環境的不斷惡化，很多國家開始致力于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的研究，將環境事務納入國家安全戰略范圍內。環境外交也較早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政府氣候政策主要經歷了以下4個階段：1.覺醒階段：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環境大會的召開標志著環境問題成為各國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環境外交真正興起。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探討保護全球環境戰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行動計劃》，宣告了人類對環境的傳統觀念的終結，達成了“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的共識。此后，美國政府開始重視氣候環境的研究，尤其是在卡特執政時期鼓勵各種學術機構以及政府部門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研究，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大會推動國際氣候合作使全球變暖問題進入所謂“高級政治領域”。 2.抵制階段：以保守主義著稱的里根執政后，為了解決不斷惡化的美國經濟，提出環境為經濟服務的原則，主張減輕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美國的環境外交由合作轉向對抗。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美國基本持有消極抵抗態度。老布什上臺前盡管宣稱要當“環境總統”，并要提高環境保護問題在國家政策制定中的戰略地位，然而，布什執政后在促進環境保護合作方面并未作出努力。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發展問題更趨嚴重的情況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于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在會上，美國以技術為理由拒絕在《生物多樣性公約》協議上簽字。由于美國的不合作態度，最終導致大會最后達成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沒有任何約束力。3.克林頓時期：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的解體，國際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克林頓上臺之后，很快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調整，認為這是重新確立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的絕佳時機，在各項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當然環境問題也不例外。1993年在紀念地球日的講話中，克林頓宣布美國政府同意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并且承諾此后美國將適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水平，因為“美國對促進全球和平與繁榮負有領導責任，也必須領導大家一起來保護最終決定全球繁榮與和平的地球環境”。然而，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環境政策同樣是以美國經濟發展為前提的。環境治理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因而美國在環境問題上采取的是有選擇的承擔責任和義務。在京都會議上，與會各方最終達成了《京都議定書》。雖然美方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卻沒有遞交參議院批準。4.消極抵制時期:布什上臺之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包括環境外交都出現了重大的調整，布什采取強硬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所以小布什任期內對氣候問題基本持有消極冷漠的態度，沒有任何作為。2001年3月底，布什政府以《京都議定書》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為由宣布美國退出該議定書。布什政府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遭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布什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宣布退出議定書，關鍵出于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2008年奧巴馬上臺之初，美國政府氣候變化政策方面的態度給很多人以遐想。奧巴馬政府初期也確實作出一些積極的調整。然而，隨著真正進入實施階段，奧巴馬政府依然給世人展現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視自己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美國。尤其是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2010年坎昆氣候會議及2011年德班氣候會議美國政府均堅持消極抵制態度。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在過去近兩個世紀全球排放的25%的溫室氣體是美國“貢獻的”，并且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美國仍將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冠軍。當前，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的5%，但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占據全球的22%，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2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的富有和強大是“建立在對世界能源資源和大氣溫室氣體容量資源比其他國家更多消耗的基礎上的”。（袁靜，2006）地球是全人類共有的生存環境，美國過多占有溫室氣體容量資源，過度使用和破壞全球環境，意味著對其他國家人民生存權利的剝奪。

無論從歷史上來看還是當前，美國的排放量都是最大的，但美國非但不自己對過高排放量予以節制，還堅持要求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有意義的參與”作為其參與國際氣候合作的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講，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就是經濟發展空間，因為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于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是提供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美國借全球溫室效應之名，向發展中國家施壓，目的在于遏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維護其在國際社會的霸權地位。經濟、能源、環境之間的密切關系，正好為其實現政治目的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袁靜，2006）。

作為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當前美國遭受到來自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尤其是進入21世紀，伴隨著金融危機美國經濟持續低迷，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所以美國“把保護和促進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維護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鞏固美國的力量優勢作為其長遠的，根本的戰略目標”。“對于美國來說，強烈的美國至上觀念決定了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同美國差距縮小，這個國家就是美國現實的或潛在的敵人。”（張爽，2003）在此背景下，任何可能妨礙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際氣候合作機制都將會遭受到美國的拒絕。美國軍方對國際氣候合作表現出深切的擔憂，因為如果美國支持國際氣候協定，執行規定的減排要求，美國軍方的日常訓練不得不大幅度縮減，而美國陸海空三軍作戰能力將被大大的削弱，這勢必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這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造成毀滅性的影響——誰是美國最大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美國軍隊。我們真的要討論讓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受不明確的環境訴求支配嗎？我認為這樣做是不明智的。我認為美國人民不希望政策制定者如此行事。”（Hagel，1998）所以，美國政府不可能觸及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底線，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所言，“我們絕對不能以犧牲我們的國家安全為代價來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美國國會議員認為如果美國積極支持國際減排限排協定，美國軍隊將受制于由國際機構制定的國際環境協定。

美國氣候政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他的制定受到來自國內和國際諸多因素，諸如國家經濟利益、地方利益和國內國際政治環境等的制約。即使美國總統積極支持國際氣候合作，其最終決策還有待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而任何有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國際氣候合作協定都不可能得到美國參議院大多數議員的支持，美國國家切身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將繼續成為影響美國氣候變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1]董勤.安全利益對美國氣候變化外交政策的影響分析——以對美國拒絕《京都議定書》的原因分析為視角[J].國外理論動態，2009(10).

[2]劉建飛.美國與反共主義—論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外交[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袁靜.全球氣候問題的外交博弈[D].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張爽.“美國至上”：對冷戰后美國國家戰略報告的一種解讀[D].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5]Hagel,By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05th Congress, October 3,1997,143 Cong Rec. S10308-01:26-27

[6]李海東.從邊緣到中心：美國氣候變化政策的演變[J].美國研究，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