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所有東西幾乎都可以在書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氣韻、結構，大都在書法中有所表現。

書法是最個人化的藝術，它的書寫是一個人完成的，個人的風格特別突出。書法與人的境界品行，書品和人品，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章可以瞞人，字不能瞞人。

書法所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凡書寫，都是一種秩序。章草也是一種秩序，可以說是秩序的變體。但書法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們看到一種生命的自由。我主張不僅“臨文以敬”，也要“臨書以敬”。

李一：我們想請劉老師談談書法問題，您研究傳統文化，一定會注意到書法在傳統文化中所處的地位。還有對當下的書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具體建議？希望給我們談一談。我們刊物的欄目主持孟繁瑋，她準備了一些問題，一起向您請教。

劉夢溪：我對書法沒作過專門研究，只是喜歡而已。你們希望我談的，我想主要還是書法與文化傳承問題。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有豐富的文化典范，但不能不承認，從晚清到“五四”，包括五十年代以后，我們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價值評估，存在一些問題。似乎要走現代化，只有吸收歐美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要不得的。其實一個民族的固有文明跟現代化沒有必然的沖突，恰好現代性需要和本土資源結合起來。這個問題從學理上講，今天已經沒有太大的障礙了。但百年以來社會轉型帶來的文化傳統的流失和文化斷層，卻是不爭的事實。書法是一個顯例。大眾書寫工具改變了，鉛筆、鋼筆、圓珠筆等代替了毛筆，是書法在現代條件下不能很好發展的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但中小學長時間取消書法課，則是教育管理部門的問題了。

文化傳承，書法的角色很重要。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面，缺少工具理性，很多文化的東西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傳承起來絕非易事。但有幾種似乎例外，一是中國菜，需要動手操作，從古至今，幾大菜系，綿延不絕。二是中醫，需要臨床，一直傳衍到今天。三是中國功夫，現在已經傳播到世界上去了。第四，我認為就是書法，代有傳人，作為中國文化傳承的渠道手段，再方便不過。可惜一個時期現代人和書法失之交臂了。

孟繁瑋：那么，您認為書法在中國文化中占有怎樣的位置呢？

劉夢溪：我在談文化傳承的文章里講過一個觀點，我說，幾乎中國文化的所有東西都可以在書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氣韻、結構，大都在書法中有所表現。結構這個詞，中國古代沒有，是晚近外來的概念，但漢字的一個特點是她的結構美。早期的漢字本來帶有具象的特點，但“六書”形成后，主要成為一種抽象的表意的文字，因此可以現代化，可以不受電腦的限制。不像埃及的法老文字，只是一種畢工畢肖的事物的描畫，不能在現代生活中發用，只能成為供觀賞的古董。漢字和現代性無任何矛盾，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顯露身手了。現代的一些設計理念，常常借助于取材于漢字。甚至站在后現代主義的文化立場，漢字也是不可或棄的藝術之友。書法藝術的發揮余地，越來越大了。漢字既是中國文化的載體，也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軌跡。

孟繁瑋：漢字的文化精神問題能否再作一些具體闡述？

劉夢溪：我近來關注的重點是中國學術思想的源頭，是六經。因為這涉及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信仰問題。我對“敬”的概念重新作了闡釋，認為“敬”是中國文化的帶有終極意味的價值。“敬”在六經中反復出現，也是《論語》和《孟子》的基本理念。“敬”不僅是對他人的尊敬，也是個體生命的內在莊嚴，甚至跟信仰有相當大的關系。“敬”在書法里的表現，主要體現在漢字的結構中，結構本身就是一種秩序。書法可以培養人的“敬”的精神，古人講“臨文以敬”，不光是作文章，文字書寫本身也需要誠敬的態度。因此我主張不僅“臨文以敬”，也要“臨書以敬”。

我的理解，書法本身是一種文化秩序。甲骨文有神秘的莊嚴，金文有禮制的莊嚴，魏碑反映的是禮儀的秩序，楷書反映出整齊凝重的秩序感，都令我們望而生敬。書法的秩序是和社會的文化秩序和個體生命的秩序結合在一起的，書寫者把個人的生命投射到一種濃縮的變化了的秩序中。凡書寫，都是一種秩序。章草也是一種秩序，可以說是秩序的變體。但書法的特點，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們看到一種生命的自由。如果說甲骨文、金文、隸書、楷書，更多體現的是秩序，行書、草書更多體現的是精神的自由。可是書法的自由本身也是在秩序中的自由，作個比喻，書法所遵循的可以說是自由秩序原理，海耶克的一本書叫《自由秩序原理》。

李一：這個比喻好，李澤厚說書法是戴著鐐銬跳舞，您說書法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非常好的比喻。

劉夢溪：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但在書法里既能看到自由又能看到秩序。另外，書法也是最個人化的藝術，它的書寫是一個人完成的，不能幾個人同時書寫，個人的風格特別突出。因此書法與人的境界品行，書品和人品，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字如其人，確實如此。我們從書寫中的文字中約略可以看到人的品性的正邪、善惡。文章可以瞞人，字不能瞞人。錢鐘書先生就認為“文”不一定盡“如其人”，文章可以作偽，可以把自己的心性隱藏起來。但字決不能作偽，一個人的性情、精神、品行，常常在字里畢顯無遺。柳公權有句話“字歪則心不正”。常年居住在澳大利亞的柳存仁教授，他研究道教和中國古典小說，中外聞名，晚年中過風，因此寫字容易歪向一邊。他幾次開玩笑說：“心正字正，我深為警惕。”可見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孟繁瑋：您曾說“國學不需要過熱”，但是近年來國學已經成為社會上越來越熱的話題，媒體關注比較多，相伴而生也導致了對文化本身產生的一些誤讀。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上，避免誤讀尤為重要，其中也包括書法和書法教育，對此您怎么看？

劉夢溪：現在都大家都在講國學，其實很多人沒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國學。國學和傳統文化不是一個概念。傳統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傳統社會的文化，都是傳統文化。書法就就屬于傳統文化，可是不能簡單講書法是國學。國學有過不同的定義，最早是章太炎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后來胡適、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問題。1923年北大國學門出版《國學季刊》，胡適在發刊詞中提出，“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簡稱。這個定義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都包括進去了，太泛，所以學術界沒有采納，后來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國學就是中國固有學術。但固有學術包括的內容也太泛，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代理學、明代心學等，還有儒釋道，實際上還是太過籠統。

1938年馬一浮在浙江大學的國學講座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國學定義，他認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六藝”就是詩、書、禮、易、樂、春秋，這是中國

文化的最高形態，是中國學術的經典源頭，是中國人立國、做人之本。認為“六經”是國學，就像基督教文化有圣經、伊斯蘭文化有可蘭經一樣，把中國文化的最高典范作為國學，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事實上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來都是這樣做的，傳統社會的國立學校、民間書院，都是講授和傳授“六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是進入“六經”的橋梁。因為“樂經”不傳，剩下了“五經”。

如果認同“國學”是“六經”的話，就可以和國民教育結合起來。所以我主張在中、小學開設國學課，以《論語》、《孟子》為主，慢慢再選讀“六經”。這樣的國學是不可能不熱的。書法是文化傳承的一個手段、途徑，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不存在熱不熱的問題。主要是要重視起來。小學可設國學課，也可以設書法課，作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

李一：我們《美術觀察》前兩期對王文章部長作過專訪，他就提出要設立書法課，讓書法進入國民教育，反響很熱烈，也許這個問題會有很好的進展。

劉夢溪：那太好了，我舉雙手贊成文章院長的倡議，這是國民教育的大事，希望能夠得到實施。書法不僅是一門藝術，而且是一種文化方式，它可以提升人的心性情操，可以作為品德教育的一環。一個人的品德有瑕疵，內心不干凈，心中有私念的計較，書法不可能是莊敬堂正的。小學書法應從楷書的學習開始，一筆一畫，注意漢字的結構，體會人的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莊重與恭敬。

（采訪者《美術觀察》主編李一、欄目主持孟繁瑋,原載《美術觀察》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