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陜北，通常是指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包括延安、榆林兩個地區。通過考古、文獻、出土和傳世青銅器及銘文等資料看，這一時期陜北已經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和華夏族雜居的地區，在文化上呈現出游牧與農耕并存的局面。文章試圖通過對商周時期陜北民族構成的勾勒，進而闡釋其文化特征。

[關鍵詞] 商周 陜北 民族構成 文化特征

基金項目：榆林學院社科聯資助項目（2011SKL19）

商周時期陜北的民族構成

商周時期的陜北地區，在民族分布上學界認為是鬼方所在之地，如王國維先生即認為，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從商周至戰國皆為鬼方，只是不同時期民族的稱謂不同。[1]但是從出土青銅器及相關銘文等資料來看，商周時期的陜北民族構成并不是單一的。

陜北綏德、清澗、子長、延川、延長等地先后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銅器。曹瑋對陜北商代青銅器曾做過綜合研究，結合陜西淳化和甘泉出土青銅器，曹先生認為陜北是鬼方所在地，“大概至遲約殷墟三期始，開始南下，從子午嶺通道進入關中。并在子午嶺南北兩側，留下了南下的遺跡，子午嶺南邊的是淳化黑豆嘴，子午嶺北邊是甘泉下寺灣。”[2]對于這一民族遷徙，從青銅器的特征來說，曹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1965年陜西綏德縣墕頭村發現的商代墓葬里，出土鼎、簋、戈等青銅器共計22件[3]。在戈上有銘文如下：

銘文經裘錫圭先生釋為“亡終”，“亡”“無”古通，“亡終”就是見于《左傳》的戎狄族名“無終”[4]。裘先生之說論證充分，這一結論被學術界普遍接受。所以這批青銅器是否屬于鬼方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論證。

除了少數民族之外，商周時期的陜北地區還有姬姜等華夏民族存在。關于姬姓在陜北的活動，出土帶有“天黿”圖形文字的青銅器可證。鄒衡認為以“天”為族徽的天族，是周族的一個著名氏族，他根據有出土地點的9件，他認為天族早期曾居住在陜北綏德，再遷至涇渭地區的岐山、扶風、長武一帶，克商后，有的支族遷至河南。并認為“今黃陵縣有黃帝陵，其地正在綏德與岐山間。黃帝族早期活動的地域也許就在洛河之東北一帶，往后才發展到涇渭地區”[5]。

在今延安志丹還有姬姓的楷國存在。《三代吉金文存》有獻簋，此器是楷國之臣名獻者做的器，據《夢 草堂吉金圖》，其出土地是保安，也就是現在的延安志丹縣境內，“由此可以推知楷的位置在今志丹、延安一帶”[6]。有楷伯銘文的還有一件■簋，根據銘文內容，器主是■，是楷伯之臣。銘文記述了馭戎大出，侵犯楷國，由此引發的一場戰爭。不其簋有馭方，楊樹達先生認為：“馭者朔之假借字，馭方即朔方也。”[7]馭戎即朔戎，朔是北方，朔戎就是北方之戎。與獻簋出土地相合。

姜姓之國有位于米脂一帶的申國。這一點蒙文通先生早有發現。《逸周書·王會》言成周落成后，四方諸侯皆來道賀，言及西北諸落時，曾有“西申以鳳鳥”，鄭樵《通志·氏族略二》“夷狄之國”條有“西申氏”。又《史記·秦本紀》載，孝王時申侯嫁女于秦“西戎皆服”，《后漢書·西羌傳》載，周宣王時“王征申戎”。可見，西周時西土確有一姜姓西申，勢力很大，對穩定西北局勢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由于其長期與諸戎雜居共處，故被稱作“申戎”。至于其具體地望，蒙文通依據《山海經·西山經》及其注釋，認為：“安塞米脂以北，西連中衛，為申戎之國，所謂西申。”[8]其言至確。

《國語·齊語》載齊桓公“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韋昭注云“在白狄之西”，但未確指何地。《史記·匈奴傳》裴骃集解認為圁水在西河。圁水《索引》引《括地志》，以今陜西省北部橫山縣境內的無定河當之。可知齊桓公所征之白狄，在今陜北無定河一帶。晉獻公娶白狄女，生重耳與夷吾（晉惠公）。《史記·晉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公元前578年晉厲公致秦桓公的《絕秦書》說：“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今陜西渭水以北為古雍州地，秦與白狄同處之，故曰“白狄及君同州”。此亦證明白狄分布在陜西北部。重耳回到晉國繼承君位之后曾追述他在狄地的生活時說，“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可見白狄的南疆在若干地段已接近渭水北岸。“要之，從今陜西省北部橫山縣境的無定河起，沿洛河流域向南直達渭河之濱，均為白狄部落集團的分布地。”[9]

戰國時期隨著三晉之趙、魏，以及秦國對陜北地區的相繼占領，陜北戎狄勢力才逐漸衰退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陜西榆林以北地區，原為林胡游牧地區。

《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陜西榆林南，前296年）《水經·河水注》：“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其中的“三年”，當作“十三年”。[10]即公元前294年。膚施為秦上郡治。而膚施本屬趙，是至遲在公元前294年該縣由趙屬秦。《戰國策·齊策五》載蘇秦說齊閔王曰：昔魏王“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定陽在今陜西省延安市東南。出土上郡守戈銘中有“定陽”二字[11]，本為趙邑，屬秦后置縣，成為秦上郡屬縣之一。推測該縣至遲在公元前295年稱為上郡屬縣[12]。

秦國（朝）雖然最終占據了陜北全境，但是原來的少數族并沒有全部遷出，余下的部分與華夏族一同在當地定居下來，逐漸融入華夏族之內，成為當地居民的一部分。

商周時期陜北的文化特征

根據商周時期陜北的民族構成及其地理特征，此時期的文化呈現如下特點：

第一，商周時期的陜北是多民族共存并居的地區

根據王國維先生的觀點，陜北地區從商到戰國好像都是單一的少數民族，但是從考古資料及文獻記載來看，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正如我們在上面的論述中所說的，陜北地區不但有北方少數民族居住，還有姬姜等民族和國家存在，呈現出一種多民族雜居的狀態。

但是這種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隨著氣候變化和中原王朝勢力的消長而呈現變化的狀態。在殷商時代，商人的勢力主要在中原一帶，雖然他的文化影響力已經達到陜北地區，但是政治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小，所以此時陜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勢力會強大一些。但是隨著周王朝的建立，西周前期幾個王的開疆拓土，陜北的姬姜勢力呈現強勢。在西周末年，由于連續干旱，草地枯死，游牧民族為爭奪水草，多次南犯渭河平原，最終迫使周人放棄關中。蒙文通曾指出：“西周末造，一夷夏遷徙之會也。而遷徙之故，殆原于干旱，實以于時氣候之突變。”[13]進入春秋后，陜北大多已經淪為北狄的范圍之內。這種局面直到戰國隨著中原王朝的強勢興起，陜北才逐漸被趙國、魏國并最終被秦國所占領，成為秦版圖的一部分。

無論各種勢力怎樣此消彼長，但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未改變。

第二，商周時期陜北是一個農業、牧業和狩獵業并存的地區

這一特點在李家崖遺址體現得最為明顯。以前我們一提到北方的少數民族，總認為是“逐水草而居”，現在看來這種看法較為簡單了。李家崖遺址的年代上限約相當于殷墟商文化的第二期，一直持續到西周時期[14]。該遺址出土的陶器有鬲、簋、豆、甗、三足甕、罐、盆和碗，石、骨器有石刀、石鑿、骨錐，反映出該文化的農業生產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還出土有馬、牛、羊、豬、狗、鹿等骨骼，說明該文化畜牧業發達，而且狩獵在經濟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15]正因為少數民族的存在與游牧經濟的發達，在飲食與居住等方面體現了與華夏族不同的特點。

公元前627年，周襄王與晉正卿范武子談到狄人的風俗習慣時說：“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國語·周語》）食“血氣不治”的半生肉，不講理讓，是北狄族在飲食生活、人與人關系方面有別于華夏人的特點。《左傳》云：“狄人薦居。”杜預注云：“薦，聚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薦，或云草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記載衛人與狄盟，不著盟地，杜預注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疏：“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北狄無國都處所，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禮記·王制篇》：“北方曰狄，衣羽毛，有不粒食者矣。”《左傳》記載重耳與狄君行獵于渭濱。“春秋時期的北狄人，是一個以游牧業為主兼營狩獵業的民族，其民結廬帳于草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第三，陜北是少數民族與中原文化的交匯區

1965年在綏德墕頭村發現的銅器，學術界認為與山西石樓等地所出是同一個文化系統，而就出土銅器的造型、紋飾、銘文而言，既具有中原地區與北方民族文化的風格，也反映這一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因此把綏德與石樓等地所出的這一批青銅器被稱為綏德—石樓類型，其時代一般認為在商武丁至周初。綏德—石樓類型的青銅器既有殷墟商文化中常見的鼎、簋、觚、爵等禮器與戈、鉞、鏃等武器；也有獨具地方特色的蛇首匕、帶環勺、弓形飾等；同時還有融合了中原特色的直線紋簋、帶鈴觚獸首雷紋與二蛇戲蛙柄首斗等。

學術界依據地方特色青銅器的器形與紋飾，斷定李家崖文化與朱開溝文化有直接的繼承關系。李家崖文化與綏德—石樓類型雖然在陜北這一區域內，但二者的文化特征是有差別的，并不是同一民族與文化。

從綏德—石樓類型和李家崖遺址所處青銅器特征看，這些青銅器既具有中原商文化的特點，又具有北方青銅文化的特征，還有融合二者后所具有的自身特征。這都是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結果。這些現象告訴我們陜北地區是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匯區。

綜上所述，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域環境是商周時期陜北民族構成、文化特征形成的載體，民族與文化在這一片土地上播遷、發展，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了陜北文化的重要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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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張映文,呂智榮.陜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