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基于對我國當前現實問題的觀察，就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的提出，對關鍵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作了理論上的探討，在全面了解這一命題的基礎上，對我國推進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工作的原則提出了從社會農民權利的認可做起，普遍發展、有所側重，從改善最少受惠者做起的三點建議。

[關鍵詞] 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 理論探究 建議原則

課 題：西北大學交叉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0YZC08

問題的提出

對于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問題，早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就已經拉開了關于公共服務均等化討論的序幕，此后，黨和國家多次在正式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也是對此問題的重申。而社會保障作為保障民生的重要制度，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過程中，顯得更加重要。而我國經濟發展成果日益顯現的今天，對于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客觀要求更是日益強烈，因此在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基尼系數不斷增加已經超過國際明顯警戒線的背景下，對于基本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從學歷角度進行探討，加深認識并提出符合實際的建議，顯得尤為必要。

推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時代背景

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演進，其對于社會發展的作用已經逐漸從穩定器角色過渡到推進器的作用。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推進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建立，醫療保險制度的推行，我們看到，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社會救濟保底，社會福利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那么如何使社會保障這張安全網全面、公平地覆蓋到每一位公民，成為我們需要思考和重視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提供公共服務保障方面，經濟能力已經不能作為我們不重視公共服務的提供或非均等化提供的理由。根據國際經驗來看，一國的人均GDP在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發展的階段，是社會矛盾趨于明顯而激烈的時期，因此，這也要求我們對社會公平、正義有更多的關注。當然，我們也相信，我國政府是充分認識并重視這一點的，援引外交部發言人關于“我國贈送馬其頓校車”一事所作出的回應，我們也應對政府有足夠的信心：“我們不因貧窮缺少責任。”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也可以明白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國民的基本需求這一必要性。

當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釋義

對于基本公共服務，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定義，在此我們援引張俊峰、汪文姬[1]等人的觀點：公共服務應是面向公民提供的用于滿足共同需要的公共事務，即從公共品理論與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論的角度定義的公共服務。我們把公民最迫切需要的關系公民基本生活的、國家可以統一供給的這一類公共服務稱之為基本公共服務。

關于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對當前研究現狀的文獻總結，我們了解到，我國學者對此概念的界定雖沒有統一的論斷，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了共識，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提供者是國家；對象是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全體國民；內容是群體社會成員最基礎的、最迫切的、低水平的共同社會需求。存在的分歧是強調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需求是結果的平等滿足，還是在過程、機會平等的基礎上，追求結果的平等，但容許有結果上的細微差別。當前主流的觀點是傾向于后者。

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再探

對于機會公平、結果公平的看法我們可以從以下學者的一些著作中，尋覓一二。關于機會公平，自由主義學派對此應當是倍加推崇的。在哈耶克的文章中，其關于機會均等的表述是這樣的“可以說，自由主義者關心的是交換的公正，而不是所謂的分配公正”，“徹底的自由主義者為何必須否定這種公正，其原因有二，一是根本就不存在公認的分配公正的普遍性原則，也找不到這樣的原則，二是及時能夠在這樣的原則上取得共識，在一個生產力取決于和人能夠自由利用自己知識和能力追求各自目標的社會里，也不能采取這樣的原則。”[2]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自由主義學派對于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的看法，顯然，他們是主張機會公平的，并且反對對分配結果的干預。

而對于結果公平，我想我們可以借鑒丹麥學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的觀點，其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曾經提到，“T.H.馬歇爾①認為，社會公民權利是福利國家的核心概念”[3]安德森所說的“非商品化”是指個人福利相對地獨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購買力的影響的保證程度。[4]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對于公民的保障權益方面，其基礎思想是基于社會公民權利的基礎來提供不受市場制約的保障。這也為提供結果均等的均等化公共服務提供了思想基礎。

對于均等化的探析，我想任何學者都不能忽視的一本著作，當屬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所著的《正義論》。在這本著作中，羅爾斯的核心觀點既是“正義即公平”。他提出了著名的正義二原則，即“正義的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應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與人人享有的類似的自由權體系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權總體系。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它們（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義的儲蓄原則，以及（2）在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與向所有人開放的官職和職務聯系起來。”[5]并且他指出兩條優先規則：第一，自由權優先；第二，正義優先于效率和福利。在這里，我們在了解羅爾斯關于公平的一些論斷的同時，也可以察覺，羅爾斯是贊成一定程度上的結果不平等的，但是其有兩條先決條件，并且每一項政策，都應有利于社會中的最少受惠者的地位改善。

那么什么時候采取結果均等的原則，什么時候采取機會均等的原則呢？我們不妨通過一個也許不太恰當的例子來進行一番探討：

現在有一種資源，需要通過角力的方式來決定歸屬，而競爭的一方是以為身強體壯的拳擊手，另一方是從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教師。很顯然，我們都會認為讓一個拳擊手和教師角力，顯然是不公平的，即使他們擁有同樣中肯而公正的規則，也不能改變他們身體素質之間的不平衡這一事實。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拳擊手其身體強壯的客觀優勢，從而限制他在追求這種資源這一事情上的權利，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對這一需求加以分析，如果其作為個體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種資源，那么我們是有理由也有必要保障教師在這一資源上的需求，所以，應當是一種結果均等的觀念來調節雙方的需求，即不應該讓它為結果的不確定性負責；如果角力的是一項有它錦上添花，無他未嘗不可的資源，個體對它的需求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們應當要對拳擊手身體強壯的優勢作以承認，并且致力于一種公正的規則建設，而不應當限制其追求這種需求的權利，即保證主體間的機會均等。

這個例子是想告訴我們，是否應當致力于對結果確定性進行保障，或是營造一種公平公正的環境來為每一位社會成員提供一種均等的獲取資源的機會，應當取決于這種資源所滿足的需求的性質。我們可以劃分為生存需求，發展需求，享受需求三個從低到高的類型，從而對其提供的原則、方式等加以界定。

建議原則 基于以上的探究和分析，我們對于促進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總結如下看法，希望能對我們合理、有效地展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供有所裨益。

1.從社會公民權利的認可做起。我們認為，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最重要的一點理論依據，即是基于全體國民的社會公民權利。正是基于對這種權利的認可，才要求我們對其提供均等化的保障。在對社會公民權利認可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采取公共物品理論以及需求層次論等，再進行細致的劃分和有目標的保障，當然，這些便涉及到了某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和范圍，在此暫不作過多討論。

2.普遍發展，有所側重。公共制度是在公平—效率的權衡抉擇中取得正向相加結果的必要（通常也是令人向往的）途徑。[6]安德森在其著作中提出的這句話應當引起我們對公平和效率的權衡。根據羅爾斯的正義論中的兩條優先原則的詞匯排列規則，我們認為，在推進基本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應當遵循普遍發展，有所側重的原則。也就是說，我們不應當以為追求不同地域、不同群體間所享受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而有意地限制先進地區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發展，促進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服務發展，削高填低，這顯然沒有做到公平與效率間的正向相加結果，而且“正義否認使一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我們在推進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應當采取普遍發展，有所側重的策略，在發展中逐步縮小差距。

3.從改善最少受惠者狀況做起。根據羅爾斯的最少受惠者原則，我們認為，在促進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應當從改善最少受惠者的狀態做起。也可以理解為所謂的“木桶法則”。從發展不足的方面著手，向發展落后的群體傾斜，做到各群體、各地域間的社會成員在享受社會保障服務水平從絕對值、相對值等方面都有所發展。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現狀是一種農村落后城市，西部落后東部的狀況。所以，我們認為，應當首先從提高西部地區以及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做起，促進全體國民間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注釋:

①托馬斯·H.馬歇爾（Thomas H.marshall,1893—1982），英國社會學家，主要研究職業、階級、公民權利等問題要著作有：《公民的權利、義務與社會階級》（1950）、《社會政策》等.

參考文獻:

[1]張俊峰,汪文姬.公共服務均等化探析[J].中國集體經濟.2010（03）：192—193.

[2][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馮克利譯.哈耶克文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2：305—306.

[3][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鄭秉文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22.

[4][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鄭秉文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3.

[5][美]羅爾斯著.何懷宏等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6.

[6][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鄭秉文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