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湖北麻城市順河鎮3000余名學生被要求自帶課桌報到。有的學生因為找不到課桌,只能把茶幾拿來當課桌,而留守兒童只能由年邁的奶奶扛著桌子為其報到。

每到開學初,總能看到類似新聞。2009年9月1日開學,陜西澄城縣數萬名中小學生要自帶課桌椅去學校；2010年9月1日,河南省孟津縣的一些中小學校規定部分學生要自帶課桌椅。據記者調查,當地的中小學生自帶桌椅上學已有十幾年歷史。這些新聞都發生在農村學校,讀來讓人五味雜陳。

當很多城市學校在自豪地推行“課桌革命”——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提供嶄新舒適,可調節的課桌椅時,中西部廣大農村地區的一些中小學校,學生們不得不自帶課桌椅上學,同是義務教育,城鄉差別何以如此之大?將此新聞與8月30日《中國青年報》刊發的有關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小學校長論壇的報道參照著閱讀——其中幾位來自貴州山區小學的校長的感慨:“我們村離縣城至少差20年,縣城離北京又差了50年。”當能更加深刻地體會此種差距之大。

顯然,讓學生自帶課桌上學不能說是真正的義務教育。按照義務教育法規定,學校不但要減免學生的學雜費、書本費等費用,還應為他們提供必需的教育教學設施。為學生配備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是實施義務教育最起碼的條件,否則那還叫義務教育嗎?此種打了折扣的義務教育,令人啼笑皆非。

沒有別的原因,此種狀況只能用一個“窮”字來解釋。鄉鎮窮,縣里窮,地方財政無力承擔義務教育經費開支。回過頭去看,2001年政府確立的“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管理機制,雖然落實了辦義務教育的責任,財政預算內義務教育經費幾年間也有了快速增長,但由于財政對義務教育投入總量不足,加上政府間的分擔比例不是很合理,事實證明,“以縣為主”的體制安排已經不適應當下形勢了。

2004年,我國義務教育在經費分擔上,鄉財政投入占到78%,與此同時,農村義務教育支出約占到鄉財政支出的75%左右,占縣級財政的50%左右。中西部地區諸多貧困縣、貧困鄉鎮,絕大多數還是“吃飯財政”,能保證教師工資足額按時發放就了不起了,再讓他們承擔中小學的教學設施的添置改善,確實勉為其難。因此,我們不能單純指責當地政府沒有盡到推進義務教育的責任,而是要從改革 義務教育經費分擔機制上想辦法。

說簡單點,就是要調整“以縣為主”的體制安排,改由中央和省級政府擔當主要的經費投入責任,由縣級政府負責主要的管理責任。同時,應建立針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中央財政應以專項轉移支付的形式,加大對貧困地區農村學校的義務教育投入,減輕縣鄉壓力,以此彌合城鄉教育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