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地處長安城南，原名后寬川，因漢初臣樊噲封地于此而改此名。它北臨古都，南依終南，西接戶縣，東靠少陵、神禾諸原。元人李好文《長安志圖》贊美其“仰終南之云物，俯潏水之清湍，喬木隱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處，關中之絕景也”。而“循原麓而西，青林連天，蔚然深秀。層巖曲岫，時有妙區”，“恍入江南水村圖畫中”（傅增湘《秦游日錄》）。即使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關中大旱，這里的人們“夏天在湯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過青稞；秋天，他們又從湯河上上下下的許多獨木橋上，一擔一擔挑過來沉甸甸的稻捆子”（《創業史》題敘）。

同時，樊川古鎮林立，有著名的杜曲、王曲、細柳、斗門、子午、北張、太乙、引鎮等八大鎮。西安人又稱說這里是自己的后花園，啟動了旨在“保一山碧綠，護八水長流”的秦嶺生態保護工程。探索一下這些古鎮的設置與地勢、史跡之間的關系，對于了解長安城南的地域文化，建設好西安人的精神家園，將大有裨益。

獨特地勢與歷史遺跡

根據文化生態學的原理，地理形勢是文化產生的首要因素。樊川地理的優勢，衍生出悠久的地域文化。

早在五六千年前，這里即成為人類的繁息之地，近代考古發掘出大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王曲的北堡寨、南堡寨、藏家莊方圓5公里范圍內，就曾發現大量陶片、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還發現多處文化堆積。據考古分析，確認北堡寨地下文化層主要是仰韶文化，即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南堡寨地下文化層中所發現的黑而亮的陶器大體上屬于龍山文化，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黑陶文化。藏家莊則發現有周代墓葬。從王曲向東延伸到神禾塬上的北江兆、中江兆村，橫亙于東西的柳溝以及東峪河溝側河岸的土壁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層。近年在南五臺所發現的四枚石斧，說明先民們活動的足跡已經延伸到終南山下。

此后，華夏民族在樊川大地不斷演出的文化活劇，當以終南山下的太乙鎮為最。鎮政府駐地四皓村，傳說是秦末漢初“商山四皓”的隱居之地。村南翠華山麓，又是漢武帝祭祀太乙神之處。

四皓村是樊川所留存的為數不多的古村名。商山四皓其人其事，見于《史記·留侯世家》。四皓隱居于太乙鎮之事，則見于皇甫謐《高士傳》和駱元驤《類編長安縣志》及《咸寧縣志》。唐開成二年（873），長安令杜造于南山下五臺留村置寺宇祭廣惠公。五臺留村東距太乙宮鎮數里，廣惠公祠據稱乃漢留侯張良的奉祠。四皓有感于留侯張良的引薦之恩，遂隱居于其奉祠不遠的太乙宮鎮。今其地有四皓村，解放后尚遺存有四皓廟。史跡之悠久，正得益于地勢之便利。

古鎮林立與關防要地

歷代于樊川設鎮，也與這里為長安城南關防要地大有關系。樊川是關中通向陜南、四川、湖北的必經之地。韋曲北接長安，南行10里即到杜曲。再南去10里又到太乙。斗門鎮位于昆明池西岸。王曲鎮南毗五臺鎮，北接韋曲，西與子午、黃良鎮連畔，東越神禾原可到太乙鎮。引鎮、子午和細柳等古鎮，便設置在關防要地上，以屏障京師。

引鎮位于秦嶺北麓終南山下，東毗藍田，南接柞水，地處古長安通往嶺南的湯峪、庫峪、大峪口之間，成為長安東南的關防要地。此地北魏、西魏時屬山北縣，唐代屬萬年縣，舊稱莎城鎮，在今引鎮五堡處曾掘出古城鎮遺跡，地上確實長有莎草。據《舊唐書·昭宗本紀》記載，乾寧二年（895）發生承天門事變，昭宗從長安啟夏門出逃，經樊川華嚴寺至莎城鎮，再至大峪口。此地宋時廢為村落，明初設置右衛所，屯集城防駐軍，保衛省城安全，因首領姓尹，遂稱尹家衛，今鎮西南尚有村名尹村。

引鎮自古至今乃兵家爭奪的重要關隘。西漢末年，劉秀被王莽追趕時，就經過這里進入湯峪而到達河南。唐末黃巢兵敗撤離長安，經由湯峪、庫峪，至引鎮南大峪入山過秦嶺，至今大峪還有一塊石頭，野老說是黃巢當年的試劍石。此后，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太平天國起義軍，也都奪取引鎮而威逼西安。進入現代，紅四方面軍也曾經經由引鎮東南的庫峪口出山，經大峪口、灃峪、祥峪西進。紅二十五軍曾在引鎮鎮壓了當地惡紳。

子午鎮，位于子午峪古棧道北口外。古代秦巴山川阻隔，由關中通往西蜀、荊襄只能憑借棧道。秦末漢初遂北起長安子午峪，南到西鄉子午鎮，在石崖上鑿石孔，插石樁，架木板，修筑棧道，全長七百余里，是關中通向四川、湖北的交通要道。《長安縣志·軍事志》將子午鎮列為軍事要地之首。秦末劉邦即經由子午谷南去漢中，為表示無北還之意以麻痹項羽，沿途便燒掉棧道。后來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回師關中。三國末年，魏國派遣鐘會統兵從斜谷、駱谷，經子午谷進入漢中攻打蜀國。東晉永和年間（345—356），桓溫命司馬勛出子午道伐后秦。清同治年間，太平軍兩出子午峪攻打西安。民國初年，白朗起義軍討伐袁世凱兵敗，退入子午棧道，全軍壯烈犧牲。近代，紅二十五軍曾路過子午鎮。解放戰爭時期，西北野戰軍也是在子午峪口的小五臺全殲蔣胡守軍，長安全境得以解放。

細柳鎮西鄰灃河，南望秦嶺，北接昆明池，地處漢代稱上林苑。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載，漢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匈奴起兵六萬，侵犯上郡、云中，威脅長安。西漢王朝先后派大軍駐守細柳、霸上、棘門等京畿戰略要地。其中駐守細柳的，是著名將領周亞夫。文帝親自去三地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車輦入營毫無阻攔；待走到細柳營前，只見營中旌旗招展，將士刀出鞘，箭上弦，已進入臨戰狀態，先頭衛隊和車輦都被阻擋于營門之外，經侍從帶著文帝符節傳話，表明勞軍之意，才準許車隊緩慢前進。周亞夫頂盔戴甲，手執兵器，以軍禮參拜。文帝嘆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文帝臨死時還告誡太子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后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景帝即任周亞夫為將，統帥大軍，平定了內亂。樊川各處設鎮，多著眼于關防。

河道縱橫與備戰備荒

如果僅僅將樊川看作漢唐人的游覽休憩之地，那是低估了古人的智商。他們關注國計民生，在這里備戰備荒。斗門鎮的昆明池，西漢時既是水軍訓練之地，也是物資轉運之地。

據《漢書·西南夷傳》記載：“天子遣使求身毒布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國有 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漢武帝為了擴大疆域，派司馬相如多次出使云貴，西南各部落紛紛歸附，只有昆明國懷有異志。武帝為征討昆明邊邑，便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征集數萬民工，在長安城西仿照昆明國滇池修鑿昆明池以訓練水軍。《雍錄》謂“旁有二石人，像牛郎織女立于河東西”，即雕刻了牽牛織女石像，佇立于池之東西兩岸，“以象天河”（《關中古語》），又雕刻了一條石鯨，置于池中。

漢代開鑿昆明池，還為解決長安城的用水問題。長安作為首都，人口日增，城區不斷擴大，必須開鑿新的水源，遂通過漕渠、明渠、昆明渠而引滈河、潏河水入昆明池。滈、潏兩河原是投入灃水，一條南北大渠石達堰將這條河水經細柳原，從石匣引流入昆明池。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注云：“武帝作石達堰，堰水交為池。昆明基高，故下涌激為都城之用。”所謂石達堰，即是引滈、潏河之水流經細柳原的導渠。昆明池前的漕渠是用于漕運的，相當于關中大運河。當時關東各地的糧食和物資，皆經渭河入漕渠運入長安城內。昆明池中的水產養殖還供給于“長安諸陵廟祭祀，余付長安市賣之”（《西京雜記》）。

唐文宗大和年間（827—835），石達堰堵塞廢棄，昆明池水逐漸干涸，變成低洼農田。因陰雨為患，清代時曾修昆明渠導水排澇。據咸寧、長安兩縣續志記載，光緒二十四年（1898）秋，斗門鎮陰雨為災，縣屬西南鄉昆明池故址禹洼、周家莊一帶地勢低洼悉成澤國，當地官員命百姓建渠泄水，凡八十日而竣工。渠長5959丈，深3尺，寬5尺，積土筑1丈寬堤，徹底解決了陰雨排澇問題。

“城南韋杜”其地與其人

探究樊川地域文化，有一個問題頗引人深思：漢唐時代世居于韋曲、杜曲的兩個世家大族，后裔卻不知去向，只留下了這兩個地名，何也？

其地尚在，宣告的是漢唐時代韋杜家族的繁盛。其人不在，又似與當初的繁盛不無關系。韋曲其名最早見于辛氏《三秦記》，地屬杜陵，顯然是在漢宣帝營建杜陵時，韋氏之祖韋玄成以二千石身份得徙杜陵而得名。但韋氏徙杜，居住地是在杜陵邑中，還是陵邑附近？雖不得而知，然據當時奉陵原則看，作為食俸官員的韋氏似應居于邑中。漢末杜陵衰敗，韋氏家族便遷居于杜陵邑西南的韋曲。此后晉室南渡，南北朝對峙，韋氏家族一部分遷居到湖北襄陽，但其主體依然留居于韋曲。直到唐代，韋氏已經在韋曲繁衍成一個很龐大的家族。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唐初韋氏分為九大分支，主要的聚居地還在韋曲。據《新舊唐書人名索引》統計，兩《唐書》中記載的韋氏人物，竟有八九百人之眾，才俊迭出，公卿顯宦代不乏人。其聚落“萬株果樹，色雜云霞；千畝竹林，氣含云霧。激樊川而縈碧瀨，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鄰少微，森然逼座”，成為“京郊之形勝也”（宋之問《春游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韋安石、韋司馬、韋司戶、韋澳、韋卿、韋嗣立等，都在韋曲建有別業園亭。詩人中，杜甫曾定居于韋曲附近，韋莊也曾在韋曲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

杜曲，也是西漢時杜氏遠祖杜延年以二千石的身份徙入此地而得名。杜氏家族起初可能居于杜陵，西漢亡后遂徙居于杜曲。杜曲有南杜、北杜之分。南杜又名杜固，位于潏水南岸，南倚神禾塬；北杜即杜曲，在潏水北岸，北倚少陵塬，“世傳其地有壯氣，故累世衣冠”（《新唐書·杜正倫傳》）。岐國公杜佑在“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又于“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芿，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為樂”（新舊《唐書·杜佑傳》）。其所置莊墅園林最著名者，當屬杜城郊居和瓜洲別業。據杜佑自撰《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云，杜城郊居在“杜曲之右，朱坡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邇”，居于此地“若處煙霄，頓覺神王。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時人權德輿《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則具體描繪了其中之美景云：“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眠蔥倩，杳窱回合，含虛籟以四達，溯青輝而交映。”瓜洲別業位于潏水之南岸，其名唐時僅見于許渾《和淮南相公與賓僚同游瓜洲別業》。元人駱天驤考知“潏水南岸，南至瓜洲村，北至朱坡，中為杜家灣，皆杜氏業也”（《類編長安志》卷九《勝游·杜家灣》）。

直到北宋元祐元年（1086），浙右人張禮游覽長安城南，還曾在韋曲會景堂中訪問過韋氏后人韋宗禮，依稀看到尚保留的唐時規制，園中“奇花異卉，中莫不有”，其中還有一對金竹，更是北方地區少見之物。在杜氏園中，他也見到遺留下來的溪柳、巖軒、江閣、圃堂、林館等景致，據說九曲池遺址尚存，七葉樹也比比可見（《游城南記》）。時至今日，在興教寺南少陵原坡下，還留下了東、中、西韋三村的村名。前人記載的杜曲周圍的瓜洲村、朱坡、杜村、杜家灣，作為村名也還延續著。

今日的韋曲、杜曲附近，卻幾乎找不到世居的韋姓和杜姓人家了。漢唐“城南韋杜”的后裔，究竟到哪里去了？聯想到當年的繁盛，大膽假設：古時不許原籍為官而“宦游”往各地；或如唐人俗語所謂“三公后，出死狗”，家族盛極而衰遂流離別處。《紅樓夢》所寫四大家族的衰落，亦可作為旁證。假設需要求證，這倒給陜西社會學界提供了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