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清華園青藤掩映的靜謐一角，楊振寧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談教育、談科學、談創新。

“中國的教育并不比美國差”

記者：您時常說自己很幸運，“能夠以最好的方式學習知識”。而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在對您的教育中，您說“父親的哲學是不要著急，慢慢來”，所以作為中國第一代數學博士，他沒有急于向您灌輸更多的數學知識。但我想告訴您，今天中國的家長很著急，因為他們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孩子們現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學習很多知識，您怎么看這樣的現實？

楊振寧：我知道有你講的這個現象。從整個國家的立場上講，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把經濟搞上去。從個人，也就是家長和孩子們的立場講，我能講的就是對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辦法。

（楊先生曾說，他的父親當年發現他有數學方面的天分，不但沒有極力地把他向那個方向上推，反而找人來教他念《孟子》，擴展他歷史古籍方面知識的層面，是使他終生都大為受用的一件事情。——記者注）

記者：您對中美教育也發表過一些評論，認為“東方的小孩從小就學會要安靜，要學習才有進步，但他們會因為守規則而比較膽小，不善于作出有想象力的跳躍。相反，美國小孩不太愿意坐下來學習，但他們會更大膽”。現在很多人對中國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離”，于是掀起了所謂的第三次“出國潮”，而其中的顯著特征是低齡化傾向。您受益于兩種體制，對保持中國教育哲學的優點同時引進美國教育哲學的可取之處有什么想法？

楊振寧：你這個問題很復雜，我分兩個不同的方向來討論。一個方向是你講的這個“出國潮”，確實是有，而且恐怕還會擴大，我是認為，第一，“出國潮”很難阻擋，第二，這不一定是壞事。為什么呢？因為很多孩子出去了減少了國內競爭的壓力，這個其實是有一定好處的。當然有人會說，這樣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因為現在國內的發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們會看清楚國內有很好的機會，所以會愿意回來的。

這兩天我們在慶祝清華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華就看得很清楚，清華的這個基礎科學班最近這十幾年出去的學生，在美國做得非常好的人都來參加了院慶，他們中愿意回來的很多，我相信，我們會在以后5年、10年之內把這些最優秀的人招回來。

你如果要我講穿了的話，“出國潮”中還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認為放他出去可以減少國內的競爭，而且他出去站住腳了，如果做得特別好的話呢，會有心回來；做得不特別好的，他就在那兒畢業就業。所以我認為“出國潮”不是一個大壞事。

記者：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是不是代表了對中國教育的逃離與失望？到底應該怎么看待今天中國的教育呢？

楊振寧：這個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樣。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教育不好，外國的教育好，這個看法完全錯誤。

中國的教育不比美國的差，而是比美國的好，我堅持認為是這樣的。在中國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國中學、大學去念書，都會變成佼佼者，這說明中國的教育不錯，確實壓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這些孩子去到美國的任何一所中學、任何一所大學，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國學生平均起來都比美國學生好，這就證明中國的教育是成功的。

“解答‘錢學森之問’不能急”

記者：您的觀點確實引發了爭議，就是您曾經說清華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來您解釋說是著眼點不同，是平均學生和特殊學生之分。但現在無論是清華還是北大，以及其他眾多中國的一流大學，都在為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而苦惱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錢學森之問”，破解“錢學森之問”您有沒有好辦法？

楊振寧：確實不錯，美國創新的本領特別大。可是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體制比清華的教育體制來得好。假如我現在有一個孩子要念本科，你問我他是在清華念好，還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華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話，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華好。為什么呢？因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華領先。

我認為是這樣：一個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國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來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實的知識，他可以有更穩扎穩打的學習態度；一個九十幾分以上的學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國來得好，因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記者：這正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養好？

楊振寧：要把我國最高的研究水準提上去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現在國內太著急了點。我想再舉個例子。高研院這兩天來了很多人，有十幾個是現在在某個領域我們特別注意的，這些30歲左右的年輕人在美國都是佼佼者。如果我們把這些人多招回來幾個，我們前沿研究就進一步了。這樣進一兩步之后，我們就達到世界的前沿了。換一句話說，為什么還沒有達到研究的前沿？因為中國擁有的達到世界前沿水準的學者還不夠多。

學問是要有傳統的，這個傳統是要一步一步堅持下來的，所以你剛才講“錢學森之問”，我覺得問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著急，學術的前沿、第一流學術的發展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成功的，在外國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積起來的。中國要想在一二十年內就趕上去，你著急也沒用，所以就是要慢慢來。

“科學研究不像奧運會”

記者：最近十幾天，中國在科技領域又創造了兩個紀錄，“神九”升天，“蛟龍”入海。記得您在1999年曾經說過，“中國人的土地上發展出得諾貝爾獎的工作，應該是20年之內的事”，現在已經過了13年，您還堅持這樣的信念嗎？

楊振寧：我還堅持。不過你現在只給我7年來兌現，我不敢講一定能成功，你要說17年之內，那我相信一定會成功。當然，十幾年前我講20年，這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大概的時間。

講起這個事情，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立場來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十幾年，就已經派人出去了，當然數目沒有現在多，可是當時也有很大的爭議，說我們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這不是人才外流嗎？現在看，這些人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現在中國的大學校長，多數都是那個時期派出去的，他們對中國今天的教育有決定性的影響。可是他們出去的時候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他們學到的知識不能和年輕人比。因為你想接觸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幾歲出去，就好像一個40歲的人要和一個20歲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從現在看，當年派出去的人是發生了作用，可是他們沒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現在不一樣了，現在這十幾年出去的年輕人都是跟美國的學生同一個年紀的，跟美國的同齡人在科技前沿競爭，他們就很成功。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不能急，可以說頭15年是為了下個15年做準備，從這個角度來說，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時候了。

記者：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談創新，科技領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說，急功近利、浮躁之風仍然盛行，您說過“做科學研究要成功，有三個必要條件：眼光、堅持、動力”，現在中國的科研體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會阻礙創新，阻礙成功？

楊振寧：科研體制是有很多問題。這個我想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的。可是我要講的是照現在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中國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穩步成長的。像我剛才說的，我認為17年之內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績的，這些都能發生很大的作用。

記者：您認為在環境和制度方面能夠有什么樣的改善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平臺？

楊振寧：中國尖端科技的發展，一個非常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質跟量的把關不夠。現在比較普遍的現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經費，招了很多人，而在這個過程中對量比較重視，對質不重視。這樣會后患無窮。因為人太多了，變得很臃腫。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見他們的教育部長，他問我，楊教授，你在中國好幾年了，你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我說，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重要的機構人太多。

不過我還是想說，我回到國內15年，清華的變化非常之大，當然這個變化最重要的是因為大環境變了，15年前的中國跟現在的中國完全不一樣。從教育科技人員講起來，清華北大等中國好的大學都是有重大貢獻的。比如神舟九號飛天，不知道有多少是從清華畢業出去的。在前沿科學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樣了。不過，就是不能著急，前沿科學研究的道路不像奧運會。有人說你們科學方面國家給了那么多的錢，到現在都沒拿到一塊“金牌”？這個回答很簡單，科技發展比較復雜，不能一蹴而就。不過正如我講的，我認為現在已經有非常好的環境促使中國一流科學家脫穎而出，比如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絕對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樂觀態度，是一個正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