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激烈的戰(zhàn)斗生涯中度過的。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毛澤東一個獨特的地方，是他善于以講述戰(zhàn)爭的方式，進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分析。與一切純粹的軍事家不同，毛澤東又始終是從戰(zhàn)略——即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文化態(tài)勢分析的高度，去描述戰(zhàn)術問題的。中華民族能有今天，就是因為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運用這種戰(zhàn)略思維，帶領人民創(chuàng)立并打造了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支軍隊、這樣一個黨。

今天，我們的處境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比在井岡山、延安、西柏坡時代強大了，特別是我們經濟的硬實力強大了。但就國際關系來說，中國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關系，是合作中有斗爭，總的態(tài)勢是西強我弱。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如何見事急、見事準，抓住機遇，變被動為主動，實行經濟斗爭中的“內線作戰(zhàn)中的外線作戰(zhàn)”、“戰(zhàn)術防御中的戰(zhàn)略進攻”，以我為主地進一步改革開放，為未來經濟斗爭爭取主動權。這就依然需要毛澤東為我們這個民族、為我們這個黨確立的文化自覺與自信。

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當中國革命在炮火的夾縫中輾轉、在馬背上顛簸的時候，毛澤東以他偉大的思想氣魄，樹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像馬克思和列寧一樣，毛澤東深刻地批判并拒絕了一小撮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所制定的世界游戲規(guī)則，揭示了少數資產者壟斷的標準如何扭曲了生產力，并進一步扭曲了人。他為爭取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發(fā)言權”，為爭取他們參與制定現代人類社會準則的“文化權利”，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提出的“民主的、科學的和大眾的”新文化標準，代表的是人民大眾的文化權利。

“文化霸權”，或曰“文化領導權”，是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安東尼·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的一個詞。區(qū)別于強權，“霸權”指被統(tǒng)治階級、被壓迫民族所自覺認同的資產階級社會規(guī)則、文化標準。毛澤東將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稱為霸權主義，深刻地重述了那個馬克思、列寧教誨我們的問題：正是對于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所制定的規(guī)則和標準的認同，使得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心甘情愿地被剝削。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把西方資產階級標準當作唯一標準的“新啟蒙運動”之所以是一種新愚昧，就是因為那些人并不懂得盧梭所說的“宗教改革運動只是以學者代替了教士，只是以‘百科全書’代替了《圣經》”；不懂得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無非以銀行代替了教會，以股票代替了贖罪券”。 因此，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本身，最需要啟蒙。

《講話》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是中國第一篇對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資產階級啟蒙思想進行“再啟蒙”的文獻。“新啟蒙運動”的所謂“成果”，就是力圖在中國重新確立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這種喪失文化自覺與自信的新愚昧思潮，是我們喪失文化自覺與自信的根源所在。今天，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國際評級機制等“普世標準”來壓迫我們的經濟和金融業(yè)的發(fā)展，這是一種新的不平等條約。為了擺脫經濟上的被動地位，我們首先需要一次思想解放，需要一場新的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需要一個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來增加我們堅持自己的標準、堅持自己的道路的自覺與自信。勿庸諱言，由于對于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迷信往往是從文藝界確立起來的，如果中國文藝界的思想水平，還長期停留在把臣服于這種“文化霸權”當作“自由”的境地，人們就該想想這樣一句話：人們標榜自由，但他們卻無時不處在枷鎖之中。

百年中國的歷史滄桑告訴我們：靠半部論語治不得天下；靠西方普世價值，同樣也不能解決“老師為什么總是打學生”這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今天需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因為我們需要從黨的文獻中去探索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究竟是從怎樣的絕境中走向勝利的，弄清楚“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這個根本問題。

毛澤東說：“政治是第一性的，藝術是第二性的。”他提出的這種標準是否過時了呢?只要回顧歷史，回顧人類血戰(zhàn)前行的歷史，我們就能知道這句話的分量所在：中國在康乾盛世的時候，GDP總量占世界的32.5%，但是，在封建統(tǒng)治之下，中國人民根本沒有政治生活。這就是中國衰落的原因所在。

離開了人的解放，離開了走自己的路，堅持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生產力的解放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