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創作主體要創作出高質量的繪畫作品，必須加強自身綜合文化素養，緊密聯系現實生活。對此，劉勰在《文心雕龍》有過詳解，他在《神思》篇中全面提出了文學創作主體的基本修養：“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創作主體要積累豐富的學識，培養辨明事理的才能，研究已往的生活經驗以求得對事物的徹底理解，并訓練自己的情致，使之能恰當地運用文辭。《神思》還指出：“難易雖殊，并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這段話指出了創作主體的四項修養功夫的：學深、才富、博見、貫一。學深、才富從根本上來講都與博見相關。劉勰認為，在創作構思時，如果創作主體“學淺”、“才疏”，定會“苦貧”、“傷亂”。擯除創作中“苦貧”、“傷亂”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見多識廣。“才”和“學”對于創作主體的文化修養來說是必要的，但主體的才力學識，是應建立在“博見”的基礎上，所以，“博見”是藝術構思的根本功夫，創作主體能做到“博見”，對其繪畫創作將大有裨益。

在這里，劉勰顯然承認客觀現實對于“神思”的作用,可以說,作家在進行創作的時候,他的大腦可以展開無限聯想,但是這個聯想必須是建立在客觀現實的基礎之上的。一方面,劉勰肯定通過藝術想象達到超越現實的審美境界,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藝術想象扎根于現實,整個過程始終伴隨著來源于現實的物象。作為藝術想象的心理活動,雖神秘莫測,實際上卻與外在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始終保持著一種緊密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狀態。

第三，創作動機時代脈搏的呼應，也是繪畫創作的重要策略。《周易》經傳中“觀”就是對外界物象的直接觀察、直接感受。觀物的目的在于取象，取象的目的在于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以類萬物之情，因此，觀物者，不僅僅是觀賞自然風景以使心情暢悅，而是帶有目的性的觀物和取象。觀卦《彖》傳說：“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指出美盛善德可以感化人心，觀者觀仰大自然運行的神妙規律并效法之立象設教于天下，就可以使天下順從美好的教化。 觀卦經傳所論的“觀民設教”，把下觀上和上觀下融合為一體，表明為人君者先須廣泛體察下情，才能正確地設教于民，讓天下民眾觀仰，使天下順從。劉牧指出：“風行地上，無所不至。散采萬國之聲詩，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2]這種觀民設教的思想應該算是最早的“風化”說的源頭。《毛詩序》有云：“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將文藝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藝的根本目的。其觀點與《周易》觀卦大象傳和彖傳的思想相同。“‘觀生觀民’卦象所顯示的是君子以積極的姿態，察己正身而德化萬民。影響于文論，則鼓勵文學創作去諷諫社會政治得失，從而促進古典批判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形成……正可見《易》道‘觀生觀民’的理論影響，‘觀風’、‘風化’、‘風刺’在文學領域獲得了蓬勃的活力。”這種觀點也可以在繪畫上加以利用，《毛主席去安源》、《解放南京》等名畫就是經典的例子。

最后，縱使腦海中思緒萬千,胸中有再多意象,也需要形成具有有邏輯性的繪畫語言才能下筆進行創作。而很多時候胸中之意表達得并不順暢,出現“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情況,這時劉勰告訴我們,這是由于“意翻空而意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想象是虛的,語言卻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要是想要達到“下筆如有神”的境界,僅靠想象當然不行,還真得下一番功夫。于是劉勰說出了“言”、“意”、“神”合一的秘密,即“意授予思,言授予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對于繪畫創作而言，就是創作意圖來自于構思,繪畫語言又受創作意圖支配，三者緊密結合,才能天衣無縫,相得益彰。

總之,古典文論有關觀察、創作主體文化修養、創作動機與時代的論述，對繪畫創作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對古典文論的深入研讀，有助于繪畫創作的靈感生發和境界提升。

參考文獻：

[1]韓林德.境生象外[M].三聯書店，1995.

[2]蔣凡，張小平.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批評的影響[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社哲版)，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