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么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盡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沉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系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儉樸的生活，并且時常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叔本華(Schopenhauer)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是對我一個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并且永遠是寬容的泉源。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于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于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里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么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只要我們全面考察一下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我們就馬上看到，幾乎我們全部的行動和愿望都同別人的存在密切聯系在一起。我們看到我們的全部自然生活很像群居的動物。我們吃別人種的糧食，穿別人縫的衣服，住別人造的房子。我們的大部分知識和信仰都是通過別人所創造的語言由別人傳授給我們的。要是沒有語言，我們的智力就會真的貧乏得同高等動物的智力不相上下;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我們勝過野獸的主要優點就在于我們是生活在人類社會之中。一個人如果生下來就離群獨居，那么他的思想和感情中所保留的原始性和獸性就會達到我們難以想象的程度。個人之所以成為個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義，與其說是靠著他個人的力量，不如說是由于他是偉大人類社會的一個成員，從生到死，社會都支配著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個人對社會的價值首先取決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動對增進人類利益有多大作用。我們就根據他在這方面的態度，說他是好的還是壞的。初看起來，好像我們對一個人的評價完全是以他的社會品質為根據的。

但是這樣的一種態度還是會有錯誤的。顯而易見，我們從社會接受到的一切物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有價值的成就，都是過去無數世代中許多有創造才能的個人所取得的。有人發明了用火，有人發明了栽培食用植物，并且有人發明了蒸汽機。

只有個人才能思考，從而能為社會創造新價值，不僅如此，甚至還能建立起那些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標準。要是沒有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有創造能力的個人，社會的向上發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沒有供給養料的社會土壤，人的個性的發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樣。

因此，社會的健康狀態取決于組成它的個人的獨立性，也同樣取決于個人之間的密切的社會結合。有人這樣正確地說過：希臘——歐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個結束中世紀歐洲停滯狀態的意大利復興時的百花盛開，其真正的基礎就在于個人的解放和個人的比較獨立。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怖——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象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象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后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于恐懼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于生命永恒的奧秘，滿足于覺察現在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并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人既是孤獨的人，同時卻又是社會的人。作為孤獨的人，他企圖保衛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企圖滿足他個人的欲望，并且發展他天賦的才能。作為社會的人，他企圖得到他的同胞的賞識和好感，同他們共享歡樂，在他們悲痛時給予安慰，并且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只是因為存在著這些多種多樣的、時常相互沖突的努力，才能說明一個人所獨有的性格，而且這些努力的特殊結合就決定了個人所能達到的內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對社會福利所能作出貢獻的程度。這兩種傾向的相對強度很可能主要取決于遺傳。但他最后表現出來的個性，它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人在發展中所處的環境，取決于他所成長于其中的社會的結構，取決于那個社會的傳統，也取決于社會對各種特殊行為的評價。對于個人來說，“社會”這個抽象概念意味著他對同時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的總和。個人是能夠自己進行思考、感覺、奮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體、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樣地依靠著社會，以至在社會組織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會”供給人以糧食、衣服、住宅、勞動工具、語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內容;通過過去和現在億萬人的勞動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這億萬人全都隱藏在“社會”這兩個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個人對社會的依賴，顯然是自然界的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螞蟻和蜜蜂也正是那樣。可是，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活過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也都是由遺傳下來的不變的本能所決定著的，而人類的社會形式和相互關系卻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變的。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口頭交談的才能，已在人類中間造成了一種不聽命于生物學上的必然性的可能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制度和組織中；表現在文學中;表現在科學和工程成就中；表現在藝術作品中。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影響生活，為什么自覺的思考和愿望能夠在這種過程中起著作用。

人在出生時，通過遺傳已得到了一種生物學上的素質，我們應當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變的，這種素質包括那些作為人類特征的自然沖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種文化上的素質，這是他從社會中通過交往以及其他許多類型的影響而取得的。這種文化上的素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起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同社會之間的關系。近代人類學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告訴我們：隨著主要的文化形式和社會中占優勢的組織類型的不同，人類的社會行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可以以此為根據，建立起他們的希望：人類不是由于他們的生物學的素質而注定要互相毀滅的，或者要聽任那殘酷的、自作自受的命運來擺布的。

如果我們問自己，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面貌應當怎樣改變才能盡量使人類生活感到滿意，那么，我們應當經常意識到，有些條件我們是無法改變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學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此外，最近幾個世紀來技術和人口的發展所創造的一些條件，也已扎下根來。在定居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要為他們繼續生存生產必需的物品，極細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設備都是絕對必要的。個人或者相當小的集團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顧起來，似乎多么地有田園風味呀——已一去不復返了。只要稍微夸張一點，不妨說：人類甚至在目前就已經組成了一個生產和消費的行星公社。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的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競爭這種破壞性經濟斗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在一個螞蟻窩里的個別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么是為生存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各個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應當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種以習俗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的目標。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所做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看他貢獻什么，而不應當看他取得什么。

摘自：《愛因斯坦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