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采用文獻資料和歷史分析等方法，對陜甘寧邊區的體育人才培養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研究表明：各級領導的重視；專門的機構設置；多樣的訓練形式；豐富的活動內容；激烈的競技活動及簡陋的場地器材都為陜甘寧邊區體育人才的培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結論認為：陜甘寧邊區的體育人才培養在新民主主義體育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并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 體育史 陜甘寧 體育人才 培養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以后，嚴峻的軍事斗爭現實使陜甘寧邊區的體育運動開始以軍事體育為核心，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各級學校教育制度的確立與不斷完善以及現實需求，軍事體育核心的思想后來開始轉向了全面體育思想，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體育運動就相繼廣泛開展起來了，體育專門人才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因此，培養體育人才的問題也就列入了邊區政府的議事日程。本文根據史料，全面梳理陜甘寧邊區體育人才培養的動因、條件、方式等，從而論證成功培養的邊區體育人才不但解決了當時的“體育人才荒”，也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初期發展儲備了大量急需人才。

陜甘寧邊區的體育人才培養與黨和軍隊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及積極倡導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當時嚴峻的革命現實與斗爭需要，陜甘寧邊區最初體育人才培養側重于“軍事體育”人才的培養。毛澤東、朱德、葉劍英及賀龍等同志的題詞、報告和文章等可以作證。1942年9月9日，毛澤東為重慶《新華日報》題詞“鍛煉體魄，好打日本”[1]。1942年9月1日，朱德在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題為《祝九月運動大會》的社論中，號召各級軍政首長要重視和提倡多種多樣的體育項目，以便“變文弱為雄武，軍強文壯，才好打仗辦事”[2]。1942年9月9日，葉劍英在《新華日報》發表短文《加強體力》，簡要闡述其戰時部隊體育觀點。他說：“沒有‘鐵漢’一般的體魄，是受不了戰斗的錘煉的，沒有‘金剛’一般的鋼筋鐵骨，是殺不勝日本鬼子的?！F漢’、‘金剛’可以從日常教育和戰斗實踐中鍛煉出來。要戰勝我們的敵人，就要在這一點認識的基礎上，來訓練我們的戰士。”[3]1940年7月，賀龍、關向應向全師（120師）頒發了《體育訓令》，提出：“體育運動應當在全軍中廣泛開展起來，成為一種群眾性運動；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經常組織比賽和表演，選拔優等選手再去指導普及。”[4]1942年9月2日賀龍在《延安日報》上發表“體育運動軍事化”的題詞，指出：“我們開展體育運動，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為打敗日本法西斯服務的。”[5]上述觀點向全國指明了體育運動為當時的民族戰爭直接服務的正確方向。這一指導思想也成為了當時陜甘寧邊區體育人才培養的主要目標。隨著體育實踐的進一步深入，這種思想有了不斷進步與發展，開始了與全面體育相結合。例如李富春同志曾說：“體育運動的種種方式不要限于田徑賽、球類賽、角力賽，不要限制在運動場內，注意研究普及大眾化的方式及場所。要適當地把生產運動體育運動化，要把大眾習慣的東西體育化?！?[6]由此，邊區的群眾體育便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可見中央領導的重視和現實形勢斗爭的需要，首先以服從于軍事斗爭的軍事體育為核心的思想開始轉向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這也適當地改善了當時的體育人才培養目標。

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非常重視邊區體育人才的培養，為此先后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體育運動委員會”、 “延安體育會”、“延安新體育學會”等組織機構，建立了中國女子大學體育培訓班、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體育訓練班、延安大學體育系、師范學校體育師資培訓班等多個專門機構。

（一）中國女子大學體育培訓班

1939年9月20日，中國女子大學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中國女子大學為了推動學校體育廣泛開展，不斷提高體育運動水平，從每個班選出一名體育干事，利用業余、課外活動時間，集中在一起，一方面進行體育知識傳授，一方面研究開展體育活動方案，并回到班里做組織推動工作。要求他們每個人在班里是體育輔導員，在學校中是體育示范員，在社會上是體育宣傳員。中國女子大學的基層體育骨干隊伍，就是通過這種不脫產訓練班形式逐步壯大起來了。1941年“三八婦女節”，中國女子大學俱樂部體育干部楊烈同志還帶領女學員表演了數百人的團體操。中國女子大學以培養體育骨干來帶動激發廣大人民群眾投身體育運動熱情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獲得了有關領導的肯定和認可，并得到推廣和發揚，為后來延安大學體育系的創辦積累了經驗并奠定了基礎。

（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體育訓練班

1940年5月4日，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在延安大砭溝成立，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當時共有學生300多人，全校共分5個部：高級部、中級部、初級部、藝術部、體育部。其中體育部的主要任務是為邊區培養比較合格的體育人才。1941年9月，因延安大學體育系成立，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體育訓練班宣告結束，與學校一并歸入延安大學體育系。

（三）延安大學體育系

1941年9月22日，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并為延安大學，原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體育訓練班改為延安大學體育系，學制一至二年，為專修科。當時延安大學體育系聘請了一些學有專長、體育技術好的教師，但專職教師僅有三四個人，其余的幾乎都是兼職的，在教學上采取能者為師，互教互學的辦法。開設的專業課程有：體育理論、教育學、解剖與衛生、田徑、體操、籃球、排球、墊上運動、單雙杠、游泳、滑冰、三鐵、舞蹈等。延安大學體育系的學生多是從部隊、各單位調來的。體育系原計劃招收部分女生，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7]。延安大學體育系辦學條件十分艱苦，設備相當簡陋，但師生們團結一致，在延河岸邊的沙灘上修建了田徑場，在清涼山下開辟了籃、排球場，安置了單雙杠等器械。因為器材短缺，夏季，延河是學生學習游泳的課堂；冬季，延河又成為學生學習滑冰的課堂。體育系的教室，冬天在窯洞里，春、夏、秋季在山坡上或山溝里。學員的膝蓋就是“課桌”。首批學員結業后分配到部隊和邊遠學校擔任體育指導和教學工作，成為推動邊區體育工作的骨干。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辦體育，給新中國體育的發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寶貴經驗。1942年夏初，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為時一年的體育系停辦了，但卻為邊區培養了一批從事體育工作的骨干，對后來體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師范學校體育師資培訓班

邊區師范學校是培養小學教員的專門學校。1937年至1941年，邊區共創辦師范學校6所：魯迅師范學校、第一、第二、第三師范學校、綏德師范學校、鄖縣師范學校。此外，還有隴東中學師范班。以上學校在課程設置上，很注意體育課的時數和教材內容。根據當時戰爭形勢的特點，邊區師范學校體育教學的內容具有明顯的軍事特點，內容有體操、隊列對形、跑步、跳高、跳遠、投擲、刺殺、射擊、爬越障礙、拔河等[8]。邊區師范學校體育師資培訓班不僅為革命陣營培養了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軍事技能、強健體魄的革命戰士，而且為探索新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校體育的規律，開創具有新時期特色的學校體育，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脫產體育訓練

邊區脫產體育訓練班，主要指離開原來工作崗位，集中較短時間進行體育專業學習的訓練班。學員中，有的是專門從事體育工作的干部，有的是準備從事體育工作的人員，還有的是兼職人員。他們在推動邊區體育事業的發展方面起了模范帶頭作用，為新中國發展體育事業積累了豐富經驗。

（二）不脫產體育訓練

邊區不脫產體育訓練班，是適應戰時需要和廣泛開展群眾體育活動的形勢而產生的。其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如有的是跨行業的訓練班，有的是本單位內部的訓練班。其主要任務是積極組織和推動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工廠的群眾體育運動。在抗日戰爭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體育不是為體育而體育，而是為了練好身體，以強健的體魄服務于民族解放戰爭。因此，“鍛煉體魄，好打日本”成為體育的主要目標。所以，邊區的廣大機關干部、戰士、學生把體育運動當作一項重要的革命工作來做。這種邊生產邊訓練的培訓形式對現代社會培養社會健身指導員，推動群眾體育的快速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短期專項培訓

1.延安游泳研究班

1942年7月，延安體育會為迎接“九·一”擴大運動會，在原飛魚游泳隊基礎上，發起組織游泳研究班，目的在推動群眾性游泳活動廣泛開展，提高延安游泳水平，準備參加“九一”擴大運動會游泳比賽。同年8月16日上午9時，延安“飛魚游泳團”在清涼山下延河里，舉行成立大檢閱，并進行了延安初創的水球表演，以及各種游泳姿勢和跳水表演。從而開創了邊區游泳人才的培訓工作，這在邊區體育史上實屬創舉。

2.運動選手短期集訓

每逢參加邊區較大型的體育運動會時，邊區各機關、學校、工廠、農村、部隊都要將選拔出來的代表隊集中起來，進行有計劃的短期集中訓練。1942年9月，隴東駐軍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決定以團為單位舉辦短期集訓班。爬山、武裝翻越障礙、擲手榴彈、實彈射擊，每項挑選4個人，集中于團部進行訓練，提高各項技術水平。此外，還決定由旅部舉辦短期騎馬武裝泅水集訓班，學員由各團推薦[9]。1942年8日，三五九旅直屬隊及所屬各團，分別舉辦運動會，對選出的各項選手，暫停工作、學習和生產，集中訓練，練習各自參加邊區運動會的項目。旅部從各團籃、排球選手中，挑選出代表進行集中訓練，每天練習三次，清晨、晚上練習籃球，中午練習排球[10]。1946年8月，延安大學為迎接“九一”運動會召開，從各班選出籃球隊員11人，排球隊員20余人，利用每天早晨時間進行訓練，為延安大學開展體育活動培養了體育積極分子。運動選手短期集訓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培養體育人才和積極分子訓練辦法，為當時開展邊區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和軍隊體育工作增加了大批力量。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大力倡導下，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空前的體育熱潮，從首長到普通士兵和民眾，從機關到學校與工廠，都積極開展體育活動，進行各種體育競賽運動會。在工廠，工人們每天可以按照個人興趣參加爬山、跑步、打球、下棋等項目活動；在民間，傳統民間體育項目更是多姿多彩，源遠流長。其種類很多，如：獅子、龍燈、竹馬、小車、花鼓、彩船、柳木腿、地故事（ 地溜子、跑紅燈）、車亭、抬亭、背亭等。在“革命圣地延安，每天黎明，四面八方便響起了哨聲、號聲，人們就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體育活動；中午，各學校、機關、工廠的籃球場上，總是排著長隊，輪流換班打球；晚飯后，在山坡溝渠和延河兩岸則更熱鬧，到處涌現著鍛煉的人群。這些都構成了一道靚麗的邊區群眾體育風景線[11]。通過這些體育活動，既鍛煉了人們的體魄，增強了國民的身體素質，同時為體育活動的廣泛開展儲備了更多的體育人才。

在學校除每個學生都要上規定的體育課外，還要求每個學生參加早操練習和課外體育活動。由于各學校的條件不同，其活動內容也不盡相同，有球類、田徑、體操、游戲、冰上運動等等，還有許多傳統和自編的游戲，如打棋壘、捉鱉、搶位子、搶紅旗等。有些學校結合軍事訓練和娛樂開展課外活動，如魯迅師范學校，早操跑步，課外活動以軍事訓練為主，課余則開展跳繩、踢毽子等活動。

在部隊體育活動只能在戰斗的縫隙中進行，因陋就簡，就地取材，利用農民的打麥場操練兵操、射擊、刺殺、爬桿、摔跤等項目，如果軍隊在駐地時間稍長一點，部隊就會因地制宜地修起籃球場、沙坑、單雙杠、木馬等，供指戰員訓練。每次舉辦運動會，都把拼刺、手榴彈、標桿、拳術、兵操等軍事訓練項目作為運動會的主要比賽項目，而且部隊首長親自坐鎮，觀看和參與比賽；尤其是在中央駐地延安，黨政軍民攜手舉辦體育比賽是很常見的。部隊通過積極開展體育活動，增強了廣大將士的體質與體力，提高了戰斗力，豐富了廣大官兵的文化生活，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儲備了力量，為最終取得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陜甘寧邊區時期，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人們靠著自己的雙手，制作了“土體育器材”，修建了體育場地，如自己用線編織籃排球網、口袋木馬、自制冰刀、冰球器材等，延安各機關的籃球場、排球場、網球場都是自己動手修建的。延安大學的學生在延河河灘上開辟了田徑場，夏天在延河里挖了游泳池，冬天又把延河當作天然滑冰場。邊區政府也克服財政短缺和抵御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千方百計、因陋就簡地加強體育場地和設施的建設，為體育運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1937年，在延安南關修整了一個簡易的公共操場，在東關飛機場旁修整了一個體育場，供中央和地方機關、部隊進行軍事訓練和體育活動。著名的“五一”、“八一”大型運動會，都是在這些簡易的場地舉行，滑冰、游泳則在延河里進行。為了加強軍事訓練和體育運動，1940年，邊區政府在延安文化溝修建了青年運動場，之后又在南關建起了田徑場、足球場、籃球場和講演臺等公用體育場所。雖然當時條件艱苦、設施簡陋，但簡陋的場地器材為群眾和部隊提供了體育訓練場所，豐富了廣大軍民的文化娛樂生活，促進了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的開展，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和價值。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辦體育的精神，給新中國體育的發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寶貴經驗，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更應該發揚光大這種精神，為中華體育的騰飛作出更大的貢獻。

陜甘寧邊區時期對體育人才的培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適應當時體育運動發展的需要，根據當時的戰爭形勢和所處的艱苦環境，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調動一切可能因素來開展培養專門體育人才的工作，以其多樣的培養形式，極其豐富的活動內容，緊張激烈的競技特點和簡陋的場地器材，不但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培養了強壯體魄的革命戰士，同時還培養了一大批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體育人才。在我國近代體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其輝煌的歷史地位和無法估量的歷史價值。陜甘寧邊區培養體育人才的機構存在的時間雖然都比較短暫，但其為新中國發展體育事業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和豐富的科學理論，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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