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軍閥中四川軍閥比較突出，四川軍閥中劉湘突出。研究劉湘與蔣介石的關系，在南京國民政府“內化”四川，引領四川走向全國序列，走向抗戰問題上，很有意義。本文試以兩人關系的一次巨變為切入點，分析其巨變的原因，探討巨變的性質，愿有助于目前史界對川閥劉湘及其有關問題的研究。

[關鍵詞] 蔣劉關系 南京之行 巨變原因 性質

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代表蔣介石與作為以四川主人自居的劉湘，其兩人之間的關系實在有些微妙，但到1934年年底，其關系卻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化。本文就此巨變及其性質做些較深入探討，以有助于蔣劉關系史的研究。

1934年11月，四川一代有名的軍閥劉湘面臨四面楚歌的困境，到達南京，與蔣介石直接會晤。這次南京之行，在兩人關系史上實為巨變，原因分析如下。

1.1934年11月之前，兩人關系一直處于較對立的狀態

四川始終居于南北之間保持中立與自身的獨立性、自主性。南京國民政府在“內化”四川的問題上一直難以插手。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的南京政府，就積極對四川爭取工作。但遭到以劉湘為首的各路川閥的多次抵制，或者徒有其名。南京方面首先組織了一個川省政府委員會與一個軍隊編遣委員會，還發布了一個“整理川政令”的文件[1]。但是，劉湘居其要職，不僅是第一個組織的委員，也是后一個組織的委員長， 而且非四川的人幾乎沒有，全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代川閥名流?？梢姶藭r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承認了四川顯存的實力關系，對四川只能采取發通令相號召的辦法。劉湘繼續采取川人治川的主張，抵制南京方面的多次努力，始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如四川高等法院的審判長依規定應有南京政府委任，但事實上在省內卻無權力，法律案件在縣一級就處理了。同時，每個防區的軍司令部都在該區行使最高法院的職權。所有其余的法官與法院工作人員都由軍長或司令部委任，審判長不得干預。軍事上中央政府命令進川的軍隊在川閥的聯合反對下也全部撤出來了。經濟上的獨立性更濃。就1934年的田賦與雜稅收入等于南京政府每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卻一文沒有上繳南京方面。以上足見其自主性與獨立性。

南京方面對此種種抵制也并不甘心。早在1927年6月，蔣就任命了一個“清黨委員會”，由兩個長期從事黨務工作的川人領導，在重慶建立國民黨黨部。這個組織一開始就仰承川閥的鼻息，不得不依靠川閥籌措經費，辦理黨務，還請求川閥保護這個組織。[2]最終這個組織得不到軍人的支持而夭折。以后幾次努力，南京方面才任命了一個黃埔軍校畢業的四川人曾擴清負責四川的黨務工作，但在川的國民黨力量仍很弱。就此建立四川黨部組織成為一種妥協，劉湘也是有條件的，劉湘請求南京方面給予一筆巨額貸款，蔣本人表示同意。[3]南京方面終于在三十年代初同意了劉湘的優先內政的觀點，且其被受命于1933年還進行“安川之戰”，[4]與劉文輝打了一次兼并戰爭，擴張自己的勢力。

可見，1934年年底之前的蔣劉關系處于幾乎對立的狀態，象征性的擁蔣代替了實際上的利益，表面上合作而又各自為政。在優先內政的幌子下，繼續保持四川的半獨立與自主。南京方面只是在川組織了國民黨黨部與一些省級機構，未有任何實權在身。

2.1934年年底的南京之行到1935年后期，蔣劉進行了較為友好的合作

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四川進行較為成功的改革。

行政方面，就省級機構而言，南京之行，為在四川建立名副其實的川省政府奠定了基礎。1935年2月，新的川省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一旦建立，各防區即聲明，四川終于統一。行政方面最成功的改革就是督察專員的設立。分全川為十八個專員區，每區專員一人，由蔣任命，且多是川外之人。其職責主要是監督與視察本區各縣，在某些情況下還被授權代表蔣介石執行軍法。

軍隊方面，改革的實質就是削減四川的軍隊。在成都，南京方面開辦了一所軍校，吸收被削減的軍官接受職業訓練，劉湘給以贊同與支持。從此，“四川軍閥各自為政的局面今天已被完全摧毀了”。[5]

財政方面，最大最成功的改革是貨幣的改革。當時，四川的幣制混亂。面對現狀，1935年7月，南京方面給四川以巨大的金本位貸款，達到了劉湘上一年力圖要達到的目標：17000元，以四川的鹽稅作擔保。[6]其次，將四川的貨幣與全國通行的貨幣進行兌換，交易后通用中央的貨幣。這樣，同年九月，至少在大城市內，中央的國幣已取代了各種各樣的川幣。[7]四川被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的貨幣范圍。

這場改革的本身表明蔣劉合作的成功。伴隨著賀國光參謀團入川，蔣自己于1935年3月也入川。在川期間，蔣劉一起制訂了剿共作戰計劃，并發布了大批命令。[8]同時又開展新生活運動，改造將被“內化”的川民。劉湘的妻子成了運動總會地方分會的會長，表明了劉湘對這一運動同樣給以支持。

因此，前后比照，很顯然，劉湘的南京之行，是蔣劉關系史上的一次巨變，前后迥然不同，此行是兩人關系巨變的重要標志。標志著兩人關系由此前的抵制狀態改為友好合作的狀態。此后兩人關系一段時間進入“蜜月期”。成功合作進行的四川改革，使四川被納入國民政府序列，為后來南京國民政府順利入主四川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南京之行是蔣劉關系的巨變，但其性質仍眾說不一。《中華民國事件人物錄》中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解釋為“劉親赴南京向蔣乞援”?？梢?，對劉南京之行的性質仍有必要探討。我以為，此行是蔣劉關系轉變的標志，也是蔣劉成功合作的標志，是四川被南京國民政府真正“內化”的開端，具有較友好合作的一面，并非單方的乞援活動。

1.考察南京之行前的歷史背景

1933年，徐向前領導紅軍在川活動，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根據地向西進發（長征），接近四川。劉湘面對強大紅軍兩面夾擊的可能性，為剿紅軍，不得不到達南京，與蔣直接會晤。這種困境與矛盾，可以說是劉湘南京之行的直接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

我以為南京之行與全國的抗戰形勢有密切的關系，而且是主要原因。在川內，紅軍的壓力，國民黨軍入川的迫切，促使劉對蔣的要求做出了一種坦率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劉的此行還與當時的全國形勢緊密聯系。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開始上升，1932年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以后又攻占熱河，攻打長城各口，1934年還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使華北成為偽滿第二。日本帝國主義又從東北到華北、到華東，向我中華民族肆意進攻。中華民族處在危機關頭。在這樣的形勢下，全國上下基本一氣，掀起抗日大浪潮。在各地，尤其最前線打擊日軍。如華北長城各口的多倫之戰、華東的淞滬抗戰，都表現了熱血的中華民族兒女的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決心與斗志。面臨全國如此的形勢，對蔣來說，必須擔負起領導全國民眾抗日之責。早在淞滬抗戰時，蔣就有準備將四川作為抗日的大后方之設想，當然，那時，蔣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但是，到了1934年時的形勢變化，使蔣的這種抗戰大后方、“民族復興基地”之設想更加明朗化。[9]因此，對劉湘的工作，尤其四川的內化工作要加緊進行。對劉湘而言，自己也應有抗日之責。全國的抗日怒潮、民眾的呼聲，也迫使他能順應歷史發展之趨勢。他本人也看到將來全國抗戰一旦爆發之后，不僅四川成為全國抗日的后方，四川軍人也有上前線抗日之責。與其讓蔣來逼迫自己，倒不如親駕南京，與蔣直接會晤，尋求出路。否則，劉不僅會遷怒于蔣，更會遷怒于國人的，這是歷史之大勢。

可見，南京之行表面看是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下的困境之破冰，實則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歷史發展大勢之推動。更不能單純地看作所謂的對蔣的“乞援”。[10]

2.考察南京之行后的蔣劉關系情況

經上文的關系巨變原因之探討分析，可知前后兩人關系迥然不同。此前為對立排斥狀態，此后則是合作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劉湘并未因此行而失去自己在川的影響與實力；相反，卻增強了自己的實力。南京方面同樣也得到了極大的益處——將四川納入國民政府序列之下，初步完成了“內化”四川戰略的第一步。

對劉而言，行政方面，1935年建立新的川省，劉湘一手包辦，與劉湘有密切關系的人物都擠進了省府要職當中；軍隊方面，劉湘贊同被削減后的軍官受訓，乘機擴大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財政方面的貨幣改革，喪失信譽的大量川幣被兌換為價值較高的中央貨幣，而劉自己則從中大獲其利。在這場改革的浪潮中，劉湘實現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將四川大權集于一身。

對蔣為代表的南京方面而言，設置十八個督察專員區，每區一專員，由蔣任命（多是川外之人），管理一區二縣事務，中央權力已深入縣級基層,將四川納入國民政府序列之下。1935年1月蔣的參謀團入川，同年3月蔣親赴重慶，發布了“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委員長統一指揮”的命令。同年五月中旬，蔣的中央軍又入川。同年6月南京方面又在峨眉山舉辦軍官訓練團，蔣自任團長并訓話，輪訓川軍團以上及少數營級軍官，初步實現了川軍“中央化”。同年10月，蔣又改參謀團為委員長重慶行營，由顧祝同任主任，楊永泰為秘書長，賀國光任參謀長。從以上連續的大動作時間表中看出，蔣已經掌握了川黔康三省的軍政大權。南京方面已經將四川納入國民政府序列之中。

足見，蔣劉關系在南京之行后，實現了南京政府序列之下的“雙贏”共存的局面。所以，南京之行是較友好合作性的。這不僅僅是此行前劉破困境之冰，抗戰歷史大勢之所趨，蔣劉尋求合作道路上的一個嘗試，更重要的是，在此行之后蔣劉雙方都得到了極大的益處。這種“雙贏”更加反證了南京之行較友好合作的性質。

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A.柯白著,李惟鍵等譯. 四川軍閥與國民政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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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航深.戎蒂半生[N].新聞天地,1967-8-26.

[4]甘績鐮.如何改進今日四川[N].四川日報,1933-2,1-16.

[5]泰晤士報(倫敦)[N],19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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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呂平.四川農村經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25.

[8]國開周報[N]，1935-3-25.

[9]存萃學社編集.蔣總統言論匯編（第一期）[M].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印行，2010,133.

[10]黃美真，郝盛潮.中華民國史事件人物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248.